簡介
作者：
張大可
1940年生，重慶市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曾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秦漢三國史兩個學術領域發表學術論文近二百篇，尤長於"三國史"與《史記》的研究，在學術界獨樹一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出版《三國史研究》與《〈史記〉研究》個人論文專集的學者。
2011年獲中國史記研究會學術成就獎。出版學術論著十餘種，主要有《三國史研究》《三國史》《史記研究》《司馬遷評傳》《史記論贊輯釋》《史記文獻研究》《史記精言妙語評註》《史記通解》《中國文獻學》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人物評傳叢書》《資治通鑑新注》等二十餘種著作，其中《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為高校教材。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大可文集》十卷。有六種學術論著獲得省部級優秀圖書獎，《中國歷史文選》於2008年獲教育部高教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獎。
凡例
一 《資治通鑑全本註譯》底本及體例
本書為全新樣式古籍整理四種樣式（白話本、新注本、文白對照本、註譯本）中最高形式的註譯本。底本以清胡克家刻本為底本，參照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釐定文字，正文與註文均採用簡體字橫排。個別常用通假字改用正字，第一次出現時出注。一些採擇章鈺的校記成果，直接改正原文，一一加註釋“據章校補”，或“據章校改”。個別改換字採用張敦仁、嚴衍兩人的校勘成果，在註釋中註明。本書包括書前“導讀”評介；書中行文註釋解讀與語譯；宏觀點示史事大要與疏通文字的微觀解析相結合，以原書卷為單元，含“大事提要”“段意”“註釋”“語譯”“點評”五項內容。點評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靈活處理。書後附錄大事年表。
二 行文的技術處理
全書行文使用宋體、仿體、楷體三種字體。《資治通鑑》原文、註文、語譯（包括書前“導讀”、書後“附錄”）均用宋體，字號有別。原文中的史論均用仿體。每卷的“大事提要”“段意”“點評”使用楷體。三體並用的技術處理，使行文條理清晰，原著與解讀涇渭分明，更加醒目，便於閱讀。
三 字、詞、句的註釋
難字注音，採用單一拼音註釋，直接括注在本字後。詞義為註釋重點。筆法用語、特殊詞語、通假字等均簡潔註釋，儘可能做到不漏、不濫。特殊短語、難句、複雜歷史內容的句子，以及必須疏解的語法及修辭句子，一般先串釋再注單詞，或先釋單詞再串釋，隨文而定，以簡潔明快為要領。
四 天文、地理、歷史掌故、職官、人物等的註釋
凡有助於閱讀的內容，當注必注，一律不作煩瑣考證，亦不介入爭鳴，採擇昔賢今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注重吸收當今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的新成果，用現代語言做最簡明的說明性註釋。註釋堅持簡潔明快原則，要點如下：
（1）天文，只注天象，不注感應。
（2）地理，重點註釋古地名在今位置座標，不注沿革，註釋地名的今地名行政區，省級行政區的“省”與“自治區”省略，保留縣級行政區的“縣”“市”“區”字。
（3）職官，重點註釋當世秩祿、職能，不詳註歷任與職官沿革。
（4）人物，同一人物的註釋，視語言環境有詳略，一般重點註釋身份與史事相關的事，不詳註履歷。知名人物簡注，不知名人物稍詳。
五 紀年方法
每卷的卷題下注明該卷的起訖紀年，括注公元年，佔一行。另起行加魚尾括注星歲紀年名，並括注干支紀年與公元年。凡括號內的公元紀年，“公元前”一律簡化為“前”，公元后略去“公元”二字，徑寫某某年的數字；行文中的公元紀年“公元”二字不省。
六 正註文的聯繫
每卷行文的註釋，以首尾完備的大事件劃分段落，每段應注條目列於段後，用方括數字序號聯繫。凡每一單詞為一條者，序號緊跟單詞，亦可“某某”句為一條，有兩個以上單詞註釋為一條者，序號緊跟註釋條目，或放在句末標點符號內。
七 有關注文的技術處理
（1）全書所有註文不注互見，以省翻檢之勞，多次出現的同一註文，首次詳，重出簡，或省。
（2）註釋中，某字詞通假時，所凡用“同”“通”“讀”“音”等字作注的字詞加引號。例如：趣，同“趨”，趨向。
（3）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各字注音，括注於字後，例如高勾（gōu）驪（lí），惓（quán）惓。餘類推。
八 語譯的技術處理
語譯《資治通鑑》，以白話直譯為主，個別地方意譯或串釋，力求信、達、雅。對歷史人物稱謂的語譯，尤其是各朝各代的國君，他們所處的時代、國別、身份變化要有明確的專稱標識。本書語譯的技術處理大體上是：對話中隨文語譯按當時說話人口吻稱謂某王、某帝皇上、皇帝，而在陳述語的譯文中，按《資治通鑑》稱謂的基礎上參照通行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人物專稱增補朝代、國名等作規範語譯，如漢皇帝用漢高帝、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等，增補了“漢”字，餘類推。此外，譯文逐年補上了王公紀年與年號。如此處理，譯文暢達、鮮明、歷史線索清晰，讀者隨文認識歷史人物而不致淆亂。這是本書的獨創。
以上凡例，貫通全書。
《資治通鑑》導讀
《資治通鑑》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學家司馬光領銜修撰的一部歷史名著，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有著巨大的歷史價值，以及知往鑑今的借鑑價值，值得所有人閱讀。本導讀著重點是評介編年體史書的特點，瞭解《資治通鑑》一書的內容、體制及價值。此外，本篇導讀還涉及編年體史書的源和流的相關內容，以助讀者透徹瞭解《資治通鑑》的特點。
一 編年體史書的源流與特點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不計標點約有330萬字。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訖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載了戰國至五代末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錯綜複雜的歷史，是一部貫通古今的編年體史書鉅著，其氣勢與規模，不僅在古代中國，就是在世界中世紀史壇上，都堪稱高視獨步、無與倫比之作。如此一部偉大的歷史鉅著，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成熟時期水到渠成之作。大體說來，編年體史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編年體史書以下行文簡稱編年史書）：商周訖秦，即先秦時期，是編年史書的草創時期，可稱之為源；兩漢訖唐，即漢唐時期，是編年史書的確立時期；兩宋訖清，是編年史書的成熟時期，《資治通鑑》是其成熟的標誌。這後兩個時期，可通稱為流。本節簡括地評介《資治通鑑》產生前的編年史書的源和流，即先秦時期與漢唐時期，《春秋》和《漢紀》分別是這兩個時期的代表之作，重點說這兩部書，以瞭解編年史書的特點。
編年體是按時間發展順序記敘歷史的一種史學體裁形式，是我國上古記載史事普遍使用的一種體裁，所以《隋書·經籍志》稱為古史。上古事簡，低下的生產力限制了人們的眼光，加之書寫條件極其困難，負責記敘歷史的史官或檔案人員，只能用簡練的文字記下他們認為重要的事，為使所記載的資料更具有使用價值，往往冠之以時間單位，因而很自然地創造了編年記事的形式，此不獨中國為然，世界各國亦多循由此途拉開各自史學發展的序幕。原始社會結繩記事、刻木為志，就是最早的以時間為順序的編年體式。我國現存最早的記事文獻為商朝甲骨文。甲骨文又稱卜辭。卜辭記事就已標明年、月、日的順序，只是一般日、月在前，而年代居後。現存西周的文獻，也有隻記日、月而不記年的，或者只記年、月、日其中之一項的，缺乏完整準確的時間觀念，說明編年記事體制尚處於原始階段。
《漢書·藝文志》載，西周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但從傳世文獻來看，西周史書記事很不完備，不重時間觀念，以記言體為主，記事編年體處於附屬地位。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競起，稱霸爭雄，為在變動的社會中掌握歷史主動權，統治者招延名師攻習歷史，不僅是時髦，更是實際需要，從而推動了史學的發展。記言體史書，因大多無時期位置可以對比，日益不受重視，如《國語》就被目為《春秋外傳》，地位在《左傳》之下。這時，編年體史書，由於有時間作為界標，便於考察時事，抑惡勸善，進一步發展起來，成為史書編纂的主導形式。此時期編年記事方式有了發展，按年、時（季）、月、日記事的程式已固定下來，所以內容也豐富充實得多了。編年體的史書編纂體例已具定式。周代王室和各諸侯國都設有專門的史官，有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大史之類，負責編年記載史事，所成之書，通稱“春秋”。《史通·六家第一》引《墨子》佚文稱“百國春秋”，猶言各國春秋，乃合指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大事記式的編年史。也有少數諸侯國不稱“春秋”的，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等，據《孟子》一書解釋，都是“春秋”的別稱，也就是各國自己的編年史。
秦始皇焚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史記”是“春秋”的又一通稱，指為史官所記。先秦編年史書劫後復見者，僅存孔子所修魯史《春秋》，這是極為遺憾的事，相傳是孔子以魯國的《春秋》為主，參照其他諸侯國的記載整理刪定而成。從此以後，《春秋》成為對一書的專稱。《春秋》用魯國年號，按年、時、月、日分條記事，以展示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列國史。其文字極簡略，每事只記結果或結論，沒有過程的描述和事態的展開，且措辭隱晦，往往使人不知所云，又對於社會情況及重大事件多有缺漏，於是，為《春秋》作註解的所謂“傳”便相繼出現了。漢代傳《春秋》的有五家，即《左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鄒氏傳》《夾氏傳》早佚，剩下的就是著名的《春秋》三傳。其中《公羊傳》《穀梁傳》重在闡釋微言大義，向不被目為史學著作。但細考二傳，都是嚴格遵循編年體式，按時間順序以闡釋《春秋》義旨的，其中著重闡釋避諱書法理論及大一統思想之類，對後世史學影響甚巨，且在編年釋義中，亦偶有史料的補充，因之，仍具有某種編年史書性質，應該在史部典籍中佔有一定的地位。至於《左傳》，因做了大量的史料補充，並在史學上有重大探索，而成為我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則是舉世皆知的了。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形式上雖也以魯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記事，但其內容追溯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較《春秋》記事提前八十三年，又下延記事至智伯之滅（前453），後延十八年，前後共計多出百年以上。其記事特點，不僅盡力充實史料，更注意過程的敘述、場面的描寫、人物的刻畫，同時又新創史論，於人物事件有分析，有評說，文辭更是著意求工，曲盡其妙，使人讀之興味盎然。凡此諸端，遂使《左傳》成為我國古代第一部獨立的史著。換言之，《左傳》雖屬解釋《春秋》的“傳”，但它可以離開《春秋》而顯示史學著作的功能，而《春秋》如離開《左傳》，不少地方會使人難明所指。由於《左傳》不僅記述了春秋時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史實，而且輯錄了很多有關春秋以前的歷史事實和傳說，因而成為研究先秦歷史的重要資料。
《左傳》與《春秋》相比，史體有了重大改進，大體說有三個方面。一是豐富了史料。《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此條史事寥寥十三字，《左傳》則衍為五百三十四字，詳細地予以記述，使得事件真相大白，讀者明其所以。二是注意了文采。《左傳》記事淵懿美茂，其語生氣勃勃，文章優美，便易習誦，有利流傳。三是新創了史論。《左傳》記事用評論來表現是非，或以“君子曰”發端，或借引“孔子曰”代己立言，或系判斷語於事尾，巧妙地將各種形式的史論組合交織於記事之中，是述史的一種“書法”。這種書法，左丘明發端於前，司馬遷弘揚於後，理論概括稱之為“寓論斷於序事”，將《春秋》的“書”與“不書”或一字褒貶之“書法”上升至不可同日而語的境界。《左傳》編年記事的成就，對《資治通鑑》產生重大的影響。上述《左傳》改造《春秋》史體的三大特點，在《資治通鑑》中有淋漓盡致地發揚。
到了漢代，編年史書結束了它的草創時期而進入確立時期。具體說有兩大標誌。
其一，《史記》《漢書》創立的“本紀”編年記事的創造，是這一時期編年體確立的第一個標誌。總體上，紀傳體與編年體各為一體，互相爭勝於史壇，但細緻分析，紀傳體實際是把編年記事、人物傳記、年表譜錄與制度專史熔於一爐的綜合體。其中“本紀”明確採用編年體為全書之綱。《史記》《漢書》的“本紀”以年、時、月、日為經，以載錄大事為緯，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乃至中外交通，強調揭示一定時期歷史發展的重要線索和基本輪廓，故能成為全書之總綱，其餘列傳、表、志所述，無不據以為依歸。這種述史體制，較之《春秋》基本不錄社會經濟文化史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左傳》載政治軍事又囿於常事不書、非告無錄、斤斤於禮、敘存細事、諱飾含混，乃至於黑白顛倒，有害實錄。《史記》《漢書》本紀編年對先秦編年體所作的重大改造，也為《資治通鑑》所吸收。
其二，此時期出現了改編紀傳史而成的新型斷代編年史書《漢紀》，是編年體確立的第二個標誌。《漢紀》為東漢末荀悅所編。起因是漢獻帝讀《漢書》，苦其“文繁難省”，乃命荀悅刪之，荀悅在建安五年（200）完成改編《漢書》的編年史書《漢紀》三十卷。該書以“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著稱於世。
所謂改編，並非就《漢書》各帝本紀加以簡單串聯，而是統御全書材料，分類排比，再擷其精要，將足以顯示歷史發展脈絡者，用編年之法表現出來。荀悅改編《漢書》的成功為後世編年史書，特別是《資治通鑑》的修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此外，荀悅還有三大創新：一是首創了斷代編年史書，其後專寫一個王朝的編年史書接踵而起，《漢紀》所起的開山引導作用，不能被低估。二是首開以“紀”名編年之例，即改“春秋”為“紀”，它不只是一個稱謂問題，實則寓有綱紀的深意：“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取“紀”以名編年之史，表明其紀事原則不是有聞必錄，宏纖靡失，而是突出重大事件，綱紀萬物，以表現一代之史。三是首次自立凡例與著書意圖以統御全書。綜上，《漢紀》在史體方面的創新，使編年體正式確立，後世史家給予了高度評價。劉知幾在《史通》中論史體的發展，提出了“六家”“二體”之說，就是以班固斷代的《漢書》和荀悅斷代的《漢紀》作為紀傳、編年二體的代表總結理論，肯定了荀書確立編年體的歷史地位。近代學者亦給予《漢紀》高度評價。梁啟超稱《漢紀》是“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金毓黻說《漢紀》為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之所本，都是很有見地的。
在東漢末年荀悅《漢紀》的影響之下，魏晉南北朝時期，斷代編年史書大興。一國之史，往往一部紀傳史出，旋即有一部編年史與之相配，更有先出編年後出紀傳，乃至僅有編年而無紀傳者。編年史書蜂起，與紀傳史書爭勝於史壇，形成自春秋戰國以後編年史書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袁宏《後漢紀》、孫盛《晉陽秋》、幹寶《晉紀》、王韶之《晉安帝陽秋》、裴子野《宋略》、何之元《梁典》以及王劭《齊志》等。因種種原因，流傳下來的只有袁宏《後漢紀》一種。袁書對編年體又有豐富與發展，是編年體確立時期堪與《漢紀》相媲美的一部力作。
二 《資治通鑑》的特點與成就
唐初修《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確立紀傳體為正史編修體例，編年體的發展勢頭相對低落。至北宋《資治通鑑》出，編年體又重振雄風，進入了編年史書的成熟時期。
《通鑑》總結了以往編年史家的經驗，發展和完善了這種古老的體裁，使編年體得以重振，代表了我國古代編年史的最高成就。茲從以下六個方面略述其體制特點與成就。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開創了主編全面負責的集體分工合作制。司馬光為全書主編，劉恕、劉攽、範祖禹為主要的協編。《通鑑》編書程序，分為三大環節，先作叢目，次成長編，最後定稿。前兩步工作由協編者分段負責，大體分工是劉攽負責漢史長編，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史、隋史及五代史長編，範祖禹負責唐史長編。五代史也由劉恕負責。劉恕中途病死，未完的南北朝部分由劉攽負責，五代部分由範祖禹負責。最後定稿由司馬光一人獨立完成。叢目製作之法，首先在廣泛閱讀原始文獻的基礎之上，按時間順序列出事題目錄，叫作“事目”，然後為事目作注，即將收入各目之資料，註明篇卷出處，因事目繁多，故謂之“叢目”。長編又稱“草卷”，實即初稿，製作之法，是根據叢目提供的線索，將史料重新檢閱一次，然後經過取捨、綜合、詮次，寫出編年史雛形。長編寫成後，交由主編“筆削”，作進一步加工，又有“粗刪”“細刪”的程序，以期定稿趨於完美。司馬光在修《通鑑》之前先擬定出《通鑑釋例》一卷，確定全書用語、格式等方面凡例三十六條，後又與劉恕反覆商討，定出紀元、薨卒等多項義例，又對範祖禹做工作指示，全面申述叢目及長編修撰細則。這些規則，為所有編寫人員所遵守，成功地體現在整個編書實踐中。以上種種措施，皆為編書質量提供了保證，使《通鑑》在結構謹嚴、體例統一方面，能夠卓然高出於傳統編年史書。
為什麼要編《資治通鑑》？司馬光自道原因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可見《通鑑》之修，實存在滿足士子學史需要和為君主治國提供借鑑兩方面的原因。由於前者，必須寫成“舉其大略”的比較全面反映歷史內容的通史；由於後者，必須強調政治史，以便從“國家盛衰”與“生民休慼”中引出“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歷史借鑑。二者的綜合，遂造成了主幹材料與輔翼材料相交為用的述史體制應運而生。《通鑑》著重敘述歷代重大政治事件和戰爭，以“窮探治亂之跡”，同時對於重要歷史人物的言論事蹟、各類典章制度的沿革、民族間的交往、經濟的發展、習俗的變遷、曆法的進步之類，皆有扼要的記述，以為“生民休慼”之表證和“治亂興衰”之基託。所以胡三省說：“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紀傳體廣載史事，各類史料按紀、傳、表、志，分體著錄，做到分而不散。《通鑑》則熔紀、傳、表、志材料於一爐，用編年線索加以貫穿，使之統而不分。如此述史，於中心突出之際，兼收包羅宏富之功，既便於總結歷史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又便於全面表現社會歷史的概貌。此例之設，為編年體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編年史書真正建立起了與紀傳史書並駕齊驅的體制基礎。
《通鑑》載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面對的史料極其浩繁，如何考訂鑑別，成為一大難題。為了準確記事，對相互矛盾的史料，必須有所去取，對各有短長的記載，必須綜合詮次。司馬光將此等去取詮次的情形，寫成《通鑑考異》三十卷，隨附《通鑑》並行，由此創造了史料考異之法，也開啟了修史之家“自著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的先例，遂使古老編年體臻於精善。考異之例一開，對後世史家震動甚大，有作為而又實事求是的史家，爭相效仿之。如《通鑑》協編者之一範祖禹之子範衝，南宋高宗朝時重修北宋《神宗實錄》，即著《神宗實錄考異》五卷，以明對舊錄刪改去取之由。此外，李燾等一些史家，在他們的編年著作中，更將考異文字直接附於正文有關史事條下，體式又有所推進。
時間本位是編年史書最根本的特徵，也是它區別於其他史體的最主要依據。在標準編年體式中，被記載下來的所有史實，無不一一與其確定的時間相聯繫，並被嵌入相應的日、月、時、年、年號、君主、朝代的嚴密序列當中。如此述史，便於把握大勢，使一定時期歷史發展的概貌，由遠及近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如何編年記事，前節評述了《春秋》《漢紀》，乃至《史記》《漢書》的本紀已經奠定了基礎，至《資治通鑑》又有改進。具體說，系年的改進，主要有以下三項。
1．《通鑑》紀年吸取了當時曆法的最新成就。古代用干支紀年，要推定朔閏，必然牽涉歷法，而曆法精粗不一，自然導致紀年的準確程度呈現差異。北宋著名天文曆法專家劉羲叟著《長曆》一書，相當精密。司馬光即採用《長曆》辨定典籍所載史事的朔閏、甲子，從而使紀年錯誤較少。
2．《春秋》《左傳》記事敘次的原則，如注家杜預所概括，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季），以時系年”。《通鑑》因系通史，又加上“以年（號）系君主，以君主系朝代”，則其紀年體式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以年系號，以號系朝”。例如曹操之死，《通鑑》記為“魏記·世祖文皇帝（曹丕）·黃初元年：春季，正月，武王（曹操）至洛陽；庚子，薨”。漢武帝以前，沒有年號，魯莊公某年，秦始皇某年，漢高帝某年之類，是當時通行的紀年法，還不屬“以年號系君主”，《通鑑》以前沒有編年體通史，斷代編年，自然沒有在行文中標明朝代的必要。可見，《通鑑》改進紀年法，也是時代變化、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3．諸侯並立，王朝分裂，各國對峙時期，《通鑑》紀年，只取一國、一帝年號；又更號改元之歲，皆取最後一個年號。這種紀年方法，容易示人主從親疏，併產生“頭齊腳不齊”的感覺，有待進一步改進，但能使行文簡明，體例劃一，也是無法否認的。
所謂敘論分出，是指在編年史書中，史事的敘述與撰史者的評論明確分開，並突出史論的地位。一般來說，史事的敘述，嚴格依據有關史料來寫，“悉從論纂，皆有憑依”，不得向壁虛造。史而有論，乃是史學著作區別於單純史料彙編的重要標誌。我國古人撰史，向來重視“事”“文”“義”的有機聯繫。《通鑑》史論，即是為“義”而發之作。自《左傳》創立史論體式以來，有作為的史家無不致力於此，寫出膾炙人口的力作。《通鑑》既以“資治”為重要編書目的，則發掘、闡發史義的文字，便不能不提到突出地位。表現在數量方面，據精確統計，《通鑑》全書設史論218篇，其中有不少千言以上的大論，這在我國古代史書編撰中是空前的。內容方面，除一般的討論為政得失、賞善懲惡外，更圍繞以禮治國思想反覆宣揚，並對史學功能、經史關係乃至編修凡例之類，展開廣泛評說。《通鑑》突出史論地位，是與它主要作為政治史的體制相吻合的。
《通鑑》史論，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司馬光自撰之論，以“臣光曰”發端；一是借引前人成說之論，以借引史家姓名或著作名發端。前者可稱“自論”，後者可稱“借論”。《通鑑》對欲評之事，一般一事一論，或自論，或借論。間亦有同時借引兩則成說，或借引一則成說之後又作“臣光曰”，即以二論共評一事者。《通鑑》全書，共設借論99篇，徵引作者35家，分列如下：
孟軻1篇、荀況2篇、賈誼1篇、司馬遷2篇、揚雄6篇、班彪3篇、班固15篇、仲長統1篇、荀悅8篇、傅玄1篇、華嶠1篇、陳壽5篇、徐眾1篇、孫盛5篇、習鑿齒6篇、魚豢1篇、虞喜1篇、幹寶1篇、荀崧1篇、袁宏3篇、袁準1篇、范曄3篇、崔鴻2篇、沈約4篇、裴子野11篇、蕭子顯1篇、蕭方1篇、顏之推1篇、陳嶽2篇、李延壽2篇、權德輿1篇、李德裕1篇、柳芳1篇、蘇冕1篇、歐陽修2篇。
借引成說立論，發自左丘明，司馬光加以弘揚，廣泛借引成說，將借論與自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構成遍佈本書為之經絡，無疑應是對編年體式的一種創新。
《通鑑》因記事時限太長，雖極簡要之能事，亦洋洋三百萬餘言，頗難掌握。為便閱讀，提高史著的社會效益，司馬光以《通鑑》為中心，先後編寫了一系列著作，以與主體互相發明。除《通鑑考異》三十卷起辨析增廣史料的作用外，“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
《通鑑目錄》與一般書籍的標題目錄不同，其特點是“年經國緯，著其歲陽歲名於上，而各標《通鑑》卷數於下，又以劉羲叟《長曆》氣朔閏月及列史所載七政之變著於上方，復撮書中精要之語散於其間。次第釐然，具有條理”。實為一內容提要性的大事年表。《目錄》與《考異》隨《通鑑》同時上呈宋神宗，是《通鑑》的兩部主要的輔翼之作。此外，又恐《目錄》過於簡略，復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通鑑節文》六十卷，以為簡編。加上修《通鑑》之前撰寫的《通鑑釋例》一卷，載錄修書凡例及與協編者來往信札，又有《歷年圖》五卷，“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總上六種輔翼著作，共一百八十六卷，與《通鑑》正文二百九十四卷交相輝映，從不同側面增強了《通鑑》這部編年體通史鉅著的表現力。可以說這是編年體的一項重大革新。
《資治通鑑》引領編年體史書蓬勃發展，仿其體制繼起者，或添前，或續後，自宋訖清，逐步形成了一套從古到今的編年史系統叢書，舉其要者，有十二種，書目如次：
1．《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 北宋劉恕撰。
2．《漢紀》三十卷 東漢荀悅撰。
3．《後漢紀》三十卷 東晉袁宏撰。
4．《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馬光等撰。
5．《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 南宋李燾撰。
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 南宋李心傳撰。
7．《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明薛應旂撰。
8．《明紀》六十卷 清陳鶴生撰。
9．《明通鑑》一百卷 清夏燮撰，亦為明代編年史。
10．《國榷》一百零八卷 明末清初談遷撰。
11．《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清徐乾學撰。
12．《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清畢沅撰。
這就是與二十四史紀傳史系統相輔相補的編年史系列，不一一備述。但沒有一部編年史書可與《資治通鑑》相頡頏。胡應麟《史書佔畢》說：“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這個“備”字，應視為對《通鑑》完善編年體歷史功績的確評。
三 《資治通鑑》的內容與價值
中國傳統史學強調經世致用，《資治通鑑》把這一主旨發揮到極致。書名《資治通鑑》雖然是宋神宗所賜，實為司馬光之本旨，顧名思義，即史學要“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既然是“垂鑑資治”，所以司馬光選用材料以及敘述內容，“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這就決定了《資治通鑑》全部內容落實在“治、亂、興、衰”四字上，用今語說，是一部政治軍事史。司馬光著墨於國家治亂，寫得最多的是君主的賢愚、官吏的好壞。司馬光認為“國之治亂，盡在人君”，因此特別重視為君之道。司馬光把歷史上的君主，依據他們的才能與功業，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創業之君”，如漢高帝、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削平群雄，統一中夏，“智勇冠一時”，乃非常之人，幹非常之事。這些君主的光輝業績，《資治通鑑》寫得很詳細，供人敬仰與效法。“守成之君”，能把創業之君留下的家業發揚光大，如漢文帝、漢景帝、北魏孝文帝等，他們是守成的代表人物。司馬光說，守成之君“必兢兢業業，以奉祖考之法度，弊則補之，傾則扶之，不使耆老有嘆息之音，以為不如昔日之樂，然後可以謂之能守成矣”。司馬光稱美文、景，借引班固的話說：“掃除煩苛，與民休息……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陵夷之君，即昏庸之主，他們“習於宴安，樂於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遠之患”，以致“祖考之業”日益衰微。西漢元帝、成帝，東漢桓帝、靈帝，都是昏庸之主。中興之君，指能撥亂反正，把處於危機或急劇衰落的國家引導上正軌，轉危為安，使政治重新歸於治。漢宣帝是中興之君的典型，司馬光借班固的話讚頌說：“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最壞的是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舍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慾，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顧，民怨不知”，結果是“敵國喪之”“下民叛之”，只有破家亡國了。亡國之君十之八九都是昏暴淫逸的亂亡之君，秦二世、陳後主是其尤者。創業、守成、中興三類之君，是賢聖的明君，是司馬光提供學習的榜樣。陵夷、亂亡之主，是司馬光提供借鑑、警世的標識，在敘述中給予揭露和鞭撻。司馬光發揚傳統史學懲惡勸善的思想，應予肯定。
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著力寫各種戰爭，改朝換代群雄逐鹿的戰爭，創業之主平亂誅暴的戰爭，雄主御辱與開拓的對外戰爭，農民起義與王朝鎮壓的戰爭，《資治通鑑》都作了繪聲繪色的描寫。司馬光總結戰爭經驗，各種戰爭，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將帥指揮下有不同的結果。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知兵，寫戰爭就是要總結強國用兵的兵法。顧炎武評論說：“《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司馬光輕文學，明人李因篤說“《通鑑》不載文人”指此。大詩人屈原，《通鑑》隻字未提。司馬遷寫《史記》，為文學家立專傳，大量錄載文學作品，評價屈原《離騷》“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認為司馬相如賦“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兩司馬的態度大相徑庭。文人參與的政治活動，與王朝、社會有重大關係的涉政文章，司馬光仍不遺棄。如錄載司馬相如的《諫獵書》，錄載唐宋八大家唐韓愈的《諫佛骨表》《送文暢師序》，柳宗元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司馬光輕文學家及文學的政治作用，既不必為之諱，也不必為之病，這就是他的立場。
《資治通鑑》對於正史諸志中關於禮儀、刑罰、職官、食貨等方面的內容，頗多采錄，如西漢除肉刑、東漢立石經、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晉罷州郡兵、北周創府兵等。涉及土地制度與民生的財賦制度亦納入作為重要的政治內容，如對商鞅變法、文景時期的輕徭薄賦、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唐德宗實行的兩稅法，以及水旱豐歉等記載不遺餘力。當然，比起紀傳史來，綜合史的內容大大減少，突出的是政治軍事，這是編年史書的一個特點。
由於《資治通鑑》吸收《左傳》《漢紀》，以及紀傳史之“本紀”敘事的優點，在政治軍事中關注禮樂、歷數、天文、地理、經濟、文化等內容，因此《通鑑》是一部內容宏富的古代政治編年通史。簡括條列其述史內容，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1．帝王的即位、治績與喪葬、評說；
2．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與卒年；
3．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與重要的法令頒佈；
4．社會各階級、階層尖銳複雜的矛盾鬥爭；
5．重大的軍事活動與戰爭；
6．民族關係；
7．中外關係；
8．重要的科技文化的發明與發現；
9．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
10．重大的自然變化與災害。
《資治通鑑》的史學價值，在史學、史體、史料三個方面都有突出的創造，試簡析之如次。
1．史學方面。史學價值，指幫助人們瞭解歷史、認識歷史、總結歷史的作用。作為鴻篇鉅製的《資治通鑑》，它較為詳盡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從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熔鑄於史事內容中的史學價值有三個方面。
第一，貫通古今。《通鑑》一書在手，歷代大事囊括其中，興衰得失匯聚眼前。這一優點，其他任何一部史籍無可比擬。清人張之洞、近人梁啟超作了畫龍點睛的評價。張之洞說：“若欲通知歷朝大勢，莫如《資治通鑑》及《續通鑑》。”梁啟超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能有逾之者焉。”
第二，政治史為中心。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明確其著書目的說：“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知往鑑今，其要在政治，《通鑑》的價值亦在此，這是讀《通鑑》要牢牢把握的。
第三，以史為鑑。這一點經歷了歷史的考驗，正如胡三省所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2．史體方面。在我國史體發展史上，編年體佔有重要位置，一是開眾體之先，二是奠眾體之基。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按年月日記事，是人類最早用於編寫史書的方法，也就是人類創造的最古老的史體。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編年體乃開眾體之先，即史體之祖。中國編年體經歷了自草創、確立直至成熟的過程。在其自身發展的同時，又給後起其他史體以普遍的深刻影響。《資治通鑑》追附交錯的敘事，編年之中帶紀事本末的輔助，對一些事件的前因或過程加以補敘，多用“初”字起筆，避免了割裂。《通鑑》已經達到史家敘事得心應手的境界。由《通鑑》又派生出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以及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特別是《通鑑》完備的時間本位敘事，為各種史體奠定了基礎。
3．史料方面。司馬光對史料的處理，考異取信已如前述，這裡補述蒐羅宏富。司馬光說，他蒐集史料“遍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後人考證司馬光采用的資料有300餘種。宋人高似孫《緯略》說：“《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錄《通鑑考異》所載書名，作《通鑑引書考》凡得272種。近人張煦侯據《資治通鑑》和《通鑑考異》所引各書加以考索，分為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附碑碣）、秦漢（附別集）、地理、小說、諸子共十類，得301種。《河北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載陳光崇先生的《通鑑引用書目的再檢核》，拾遺補缺，考定為359種。司馬光實際引用的書目不止此數，足見其用力之勤，為後進述史者樹立了榜樣。
司馬光從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奉命編纂《資治通鑑》，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完成，歷時19年，耗盡了司馬光一生的心血。在這19年中，司馬光“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部書上。由此可見，要寫出一部歷史名著，作者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價。司馬光的付出，換來了《資治通鑑》的永垂不朽。《資治通鑑》自問世以來，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宋神宗欽賜書名《資治通鑑》。明人胡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人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清人浦起龍對《資治通鑑》產生的影響作了高度評價，浦氏說，國史“上起三國（指韓、趙、魏列為諸侯），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光始有《通鑑》之作，而後史家二體，到今而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這是說《資治通鑑》帶動了編年史書的復興，產生了貫通中國歷史的編年史書系列，與紀傳體全史交相輝映。司馬光對中國史學的貢獻，鑄就了他在中國史學史上崇高的歷史地位。
最後，還須交代一下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既不寫上古，又不寫後周之滅，止於禪讓之前，一部通史，無頭無尾，總給人以遺憾，其實這正是司馬光的用心處。《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由此寫了一篇史論，批評周王違背了名與器不可假人的禮，開啟了禮壞樂崩，表明司馬光維護帝王權威，臣下不可越禮犯分的思想。《資治通鑑》下限不書宋、周禪代，既為本朝迴護，隱諱趙匡胤從孤兒寡母手中奪權的尷尬，也為自己避免觸諱，少惹麻煩。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歷史學家首當其衝，因此我們不能苛責司馬光去效法南史氏。由此可知，《資治通鑑》無頭無尾，皆寓意良深，這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某種特色吧！著名史學大家有如司馬光者，也未敢輕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