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卷
魏紀五
魏明帝青龍三年至景初元年
（235—237年）
起旃蒙單閼（乙卯，235年），盡強圉大荒落（丁巳，237年），凡三年
【大事提要】
本卷記事起公元235年，訖公元237年，凡三年，當魏明帝青龍三年至青龍五年。青龍五年又改元景初元年。本卷所載，三國鼎峙，平靜無大事，著重記述曹魏政治。魏明帝耽於女色，好內寵，又好土木工程，大建陵寢和宮室。明帝又多疑，用法嚴急。明帝報復生母甄后之死，逼殺郭太后。這些表現了明帝不明不仁的一面。但明帝剛毅果決，掌控朝政，奸邪不入，理事大臣多忠良之士，政治穩定，無內爭內訌，優於吳、蜀。明帝納諫不足，但能優容大臣。陳群、蔣濟、辛毗、楊阜、高堂隆、王肅、衛覬、董尋、張茂、杜恕、傅嘏等群臣進諫，多有補益。本卷大段採摘曹魏大臣諫章，明帝君臣風采，可見一斑。蜀楊儀冤殺魏延而驕，自己亦不得善終。吳國諸葛恪鎮撫山越，獨出心裁，成績卓著。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乙卯，235年）
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殂。
漢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吒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覆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語譯】
魏明帝青龍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春季，正月初八日戊子，魏國任命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二月初八日丁巳，魏國皇太后郭氏去世。魏明帝曾屢次向郭太后詢問甄皇后臨終的事，因而郭太后憂懼而死。
蜀漢楊儀殺死魏延後，自恃有大功，應當接替諸葛亮執掌朝政；但諸葛亮生前已有密囑，認為楊儀度量狹窄，就有意於蔣琬。楊儀回到成都，擢升為中軍師，但不統率部隊，不過安逸悠閒而已。當初，楊儀侍奉昭烈帝劉備時任尚書，蔣琬那時任尚書郎。後來儘管都擔任丞相參軍、長史，但楊儀每次都跟隨丞相出行，擔當辛勞繁忙的工作；自認為資格比蔣琬老，才能比蔣琬高，於是怨恨憤怒表現在臉面上，嘆氣怨憤的聲音發自內心，當時的人擔心他說話不檢點，沒有人敢附和他。只有後軍師費禕去看望安慰他，楊儀對費禕發洩不滿情緒，前後說了不少怨言。又對費禕說：“先前丞相去世的時候，我如果率軍投奔魏國，處世哪有像現在這樣落魄呢？令人追悔，不能再有那種機會了！”費禕秘密舉報楊儀的話。蜀漢後主劉禪罷黜楊儀為庶民，流放到漢嘉郡。楊儀到了流放地，又上書誹謗攻擊，言辭和意旨激烈無諱；於是命郡府逮捕楊儀，楊儀自殺。
三月十一日庚寅，魏國埋葬文德皇后郭氏。
夏季，四月，蜀漢後主劉禪任命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任命費禕接替蔣琬為尚書令。
（以上為第一部分，寫蜀漢丞相長史楊儀之死。楊儀與魏延爭權，殺魏延，自己亦不得善終。）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
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覆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民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週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御之！”帝乃止。
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阜覆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
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
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按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
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雲：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丁巳，帝還洛陽。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谷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睹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
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鹹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並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袞卒。
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犀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於綽連齎以問鉅鹿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語譯】
魏明帝喜歡大興土木，已經修造了許昌宮，又興建洛陽宮，建起昭陽太極殿，修築了總章觀，高達十多丈，百姓勞役不止，農桑荒廢。司空陳群上奏說：“從前大禹繼承唐堯、虞舜的盛世，還住在低矮的房屋，穿著粗製的衣服。何況現在是天下大亂之後，百姓極為稀少，與漢文帝、景帝時相比，不過是漢代一個大郡的人口。加上邊境有戰事，將士勞苦，如果發生水災旱災，就成了國家深重的憂患。從前劉備從成都到白水，修建許多賓館驛站，徵發浪費人力，太祖（曹操）知道是劉備在疲勞民眾。如今中國勞費民力，也正是吳、蜀所盼望的，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關鍵，請陛下考慮！”魏明帝回答說：“帝王大業和宮殿建築，應當同時完成，等到消滅敵賊之後，不只是停止軍事活動，那時再也不會大興土木。興建土木工程，本來是你司空的職責，如同蕭何當年修建宏偉的未央宮一樣。”陳群說：“當初漢高祖劉邦只與項羽爭天下，項羽已經消滅，宮室都被燒燬，因而蕭何修建武庫、太倉，且皆是緊要的工作，但高祖還批評宮殿修得華麗。現今兩個大敵尚未討平，實在不宜與古代同樣修建。人想要做的事，沒有找不到藉口的，何況是天王，沒人敢違抗。先前陛下想毀壞武庫，就說不能不毀壞它；後來想修建它，又說不能不修建它。如果一定要建造宮殿，本來就不是臣下幾句話能說服的；如果陛下稍微留心歷史教訓，毅然回心轉意，也不是臣下能做到的。漢明帝劉莊想興建德陽殿，鍾離意勸阻，漢明帝就採納他的意見，以後卻又上馬興建，等到宮殿修成，漢明帝對群臣說：‘鍾離尚書要是還在，就不能建成此殿了。’帝王難道是懼怕一個人嗎？實際是為了老百姓。如今我卻不能使聖上稍稍聽取我的意見，比鍾離意差得很遠了。”魏明帝才為此稍微有所減省。
魏明帝迷戀後宮嬪妃，嬪妃的官職俸祿數量和朝廷百官差不多，從貴嬪以下到負責後宮灑掃的，共有數千人。選拔女子中識字會寫可以勝任文書的六人，任命為女尚書，命她們管理外朝百官上奏的文書，對文書進行批覆處理。廷尉高柔上奏說：“從前漢文帝珍惜十戶百姓的資財，不修建一座小小的觀景臺，霍去病憂慮匈奴的危害，顧不上興建個人的府第。何況如今所損耗的資財不止百金之數，所憂慮的不只是北方狄人的侵擾啊！可以大體完成已經動工修建的宮殿，足可充當朝見和宴會禮儀之用，請放歸參加營建的民工，使他們返回家園去從事農業；蜀、吳平定之後，再逐漸興建。按《周禮》規定后妃以下的嬪妃為一百二十人，嬪妃的備禮人數已經很多了。臣聽說現在後宮的人數大大超過了一百二十人，聖王的後嗣不旺，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臣愚昧地認為，只需選擇賢淑的美女以備足後宮女官的數目，其餘的人全部遣送出宮回家，並以此來養育聖王的精神，以專一寧靜為重。如此，《螽斯》所說子孫興旺的徵兆就差不多能實現了。”魏明帝批覆說：“你直陳的意見很有益，其他的事情，你有好的建議也請奏上來。”
這時狩獵的法律十分嚴厲，殺死皇家禁苑一隻鹿的人，本人得處死，財產沒收歸官府，有能知情舉報的人，厚加賞賜。高柔又上疏說：“近年以來，百姓被徵調服各種勞役，直接種田的人已經減少；加之最近又有禁獵的法律，群鹿踐踏農田，啃食莊稼禾苗，到處為害，損壞的莊稼不可計數，民眾雖設置籬障防護，但他們的力量不足抵禦。以致滎陽一帶，周圍數百里，一年到頭沒有收成。現今天下生產財富的人很少，但麋鹿損壞的莊稼卻很多，如果突然要徵兵打仗，或有凶年的災荒，便沒有糧錢來應付。請陛下放寬對於民眾的禁令，讓他們可以捕鹿，廢除其禁令，那麼民眾才能維持生計，沒有人不喜悅的。”
魏明帝又想削平北芒山，在那裡建造臺觀，用來眺望孟津。衛慰辛毗諫阻說：“天地的本性也是自然的，地形有高有低，如今反其道而行之，削高補低，違反天理，再加上耗費人力，百姓受不了這種勞役。而且如果眾多河流水滿溢出，洪水為害，丘陵都被夷平，將靠什麼防禦洪水？”魏明帝才停止。
少府楊阜上疏說：“陛下承繼武皇帝（曹操）開拓的大業，固守文皇帝（曹丕）完成武帝遺志而受禪的帝位，實在應考慮追上往古聖賢帝王的良好政治，統觀各朝末代帝王放蕩的惡劣暴政。從前假使漢桓帝、漢靈帝不廢棄漢高祖的治國法度，不廢棄漢文帝、漢景帝的恭敬簡僕，太祖（曹操）即便有神武之才，又能在什麼地方施展，而陛下又靠什麼能居此尊位呢？如今吳、蜀尚未平定，軍隊仍在外地作戰，京城的各處營建，請陛下務必遵從節儉的原則。”魏明帝以好言好語下詔答覆楊阜。
楊阜又上疏說：“堯住在茅屋而天下萬國安居，禹的宮室低矮而天下樂業；等到了殷周時，堂高三尺，寬度以容納九桌筵席為標準。夏桀建造的宮殿，用玉石裝飾廳堂，用象牙裝飾走廊，紂王建造傾宮和鹿臺，因此而喪失了國家，楚靈王因築章華臺而招致殺身之禍，秦始皇修建阿房宮，到第二代就滅亡。不考慮萬民勞力的極限而放縱自己耳目的慾望，沒有不滅亡的。陛下應當以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為榜樣，以夏桀、殷紂、楚靈王、秦始皇為警示，如果自我放縱，只知修飾宮臺，必定會有顛覆亡國的大禍。君主是元首，大臣是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命運相共。臣雖然無能懦怯，又怎敢忘記諍諫的道義？話說得不痛切，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考察我的進言，只怕皇祖（曹操）、烈考（曹丕）創下的帝位將要落到地上。假若臣的死有萬分之一的補救作用，那麼臣死的那天就是臣的再生之年，謹身靠棺木，沐浴更衣，等候被誅殺！”奏章呈上，魏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動，親筆寫詔書回覆楊阜。
魏明帝有一次戴著布帽，披著縹綾做的短袖上衣。楊阜問魏明帝：“皇上這件衣服是什麼樣的禮服？”魏明帝沉默不語。從此不穿皇帝服裝就不見楊阜。
楊阜又上疏想裁減後宮中不被魏明帝寵幸的宮女，因而召來管理後宮的官吏查問後宮的人數。官吏遵守舊的法令，回答說：“這是絕對機密，不可洩露！”楊阜大怒，打了官吏一百棍，責罵他說：“國家不讓九卿參與保密，反倒讓小吏參與保密嗎？”魏明帝更加害怕楊阜。
散騎常侍蔣濟上疏說：“從前越王勾踐鼓勵百姓生育，以待胎兒長大為國效力，燕昭王撫卹人民的疾病困苦，用以報仇雪恨，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國制服強大的齊國，能以羸弱的越國消滅強勁的吳國。現今吳蜀兩個敵人還強盛，如果陛下不親自除掉他們，會受到後世的指責。以陛下聖明神武的才略，放棄那些該緩辦的事，專心討伐敵賊，臣認為沒有什麼困難。”
中書侍郎東萊人王基上疏說：“臣聽說古人用水以喻民眾，這樣說：‘水是用來載舟的，也可以顛覆舟船。’顏淵說：‘東野子駕車，馬的力氣已用完了，還讓馬不停地前進，恐怕要將馬累死。’如今戰事和勞役十分辛苦，男女長期分離，希望陛下深深借鑑東野子的過失，留意舟與水的比喻，讓奔跑的馬在體力沒有用完時休息，在人民尚未窮困之時節約人力勞役。從前漢朝統治天下，到孝文時只有同姓的諸侯王，賈誼仍十分擔憂說：‘將火放在堆積的柴草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上，還說很安全。’如今敵賊尚未消滅，國內的猛將一個個手握重兵，限制猛將的兵權便無法應付敵賊，但長期使猛將手握重兵，就難以把皇權順利留給子孫。正當國家鼎盛的時候，不努力除去禍患，如果子孫不強，那就是國家的憂患。假若賈誼又活過來，比起他那個時代，一定更加深深痛切感憤。”魏明帝對這些意見一概不理。
督促勞役苦工的官員殿中監，擅自逮捕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上奏要查辦他。魏明帝下詔說：“宮殿尚未建成，我正關注此事，你要審查他，是何居心？”衛臻說：“古代制度中有禁止逾越職權的法律，不是懲罰越權者的工作積極性，實在是因為越權的工作積極帶來的好處少，而越權行為將帶來極大的破壞性。我時常督察校事的工作，大體都是如此，假若又放縱他們，害怕各部門將會逐漸超越職權，以致凌辱上司的情況發生。”
尚書涿郡人孫禮堅決請求停止營建工程，魏明帝下詔說：“敬重你的正直之言。”但又敦促民工加緊興建；監工的官員又上奏請求再等一個月，就建造完工。孫禮徑自來到工地，不再上奏皇帝，宣稱有詔命罷歸民工，魏明帝對他的用意感到驚奇，但並沒有責怪。魏明帝儘管不能完全採納群臣的直諫之言，但都寬容對待。
秋季，七月，洛陽的崇華殿發生火災。魏明帝問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說：“這是什麼災禍？在禮法上有沒有祈禱消災的祭祀呢？”高堂隆回答說：“《京房易傳》裡講：‘在上位的人不儉約，在下位的人不節省，災火就燒他們的房子。’又說：‘君主高築他的樓臺，天火就要造成災害。’這是因為君主力求裝飾宮殿，不知百姓財盡力竭，因而上天以旱災報應他，火從最高的大殿燒起來。”魏明帝又下詔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時候柏梁發生火災，而以大修宮殿來壓住它，那道理又該怎麼說呢？”高堂隆回答說：“那是夷越巫師的說法，不是聖賢的明智教訓。《漢書·五行志》說：‘柏梁火災，其後發生了江充巫蠱事件。’如《五行志》所說，夷越巫師建議修築建章宮也沒能壓住災害；現在應當停止勞役釋放民工差役。宮殿的制度規模，務必遵循節約的原則，把燒燬的崇華殿清掃乾淨，不能在此廢墟上新建宮殿，那麼瑞草、嘉禾就會從這裡長出，若還要使民力疲勞，竭盡百姓的資財，這不是招致符瑞和懷柔遠方國家的方法。”
八月十一日庚午（疑誤），魏明帝立皇子曹芳為齊王，曹詢為秦王。魏明帝沒有兒子，就養了齊王、秦王為兒子，後宮的事情隱秘，沒有人知道他二人的親生父母是誰。有人說，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兒子。
八月二十四日丁巳（疑誤），魏明帝回到洛陽。
魏明帝下詔重建崇華殿，更名為九龍殿。挖通谷水，引水通過九龍殿前，又在殿前修了玉井綺欄，由石刻蟾蜍吞進河水，又由石刻神龍吐出。命博士扶風人馬鈞作指南車和水轉百戲車。
陵霄殿闕剛開始構建，有鵲鳥在上邊築巢，魏明帝就此詢問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說：“《詩經》說：‘鵲有窩，鳩居住。’現在興建宮室，修築陵霄殿闕，有鵲在築巢，這是宮殿沒有修成而自身不能居住的徵兆。天意好像是說：‘宮室還沒修成，將有他姓人來控制。’這是上天的警告。天道對人不講親疏，只將恩德施給善人，殷王太戊、武丁看到災禍而恐懼，因而上天降福給他們。現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增加德政，那麼聖賢的三王可以有第四個，聖明的五帝可以有第六個，哪能只有殷商的商王可以轉禍為福呢？”魏明帝受到震動，臉色沉重。
魏明帝性格嚴厲急躁，督修宮室延誤了期限的，魏明帝就要親自召來訊問，話未說完，延誤期限的人腦袋和身體已經分了家。散騎常侍兼秘書監王肅上疏說：“如今宮室尚未建成，現役便有三四萬民夫。寬廣的九龍殿足可以安居聖體，宮內足以排列六宮后妃；只是太極殿早已修建，工程浩大。希望陛下調派長年食用國家糧餉，目前沒有擔任緊急任務的士兵，選拔其中的強壯者一萬人擔任修建工程，並讓他們勞作一期就更換下來。如此每期士兵都知道休息替代有一定的時間，就沒有人不願勞作，對勞作就不會怨恨了。計算下來一年有三百六十萬個工，也不算少。計劃一年可完工的，聽憑三年內完成，遣歸其餘的，使他們都回去務農，這才是長久之計。信用對於百姓，是國家的法寶。先前皇上要巡幸洛陽，就徵召民工修建營壘，有關部門命令營壘修成之後解散民工；然而修成之後，又利用他們的勞力，不按時遣返；有關部門貪求眼前的利益，不顧及治國的根本。臣認為自今以後，如果再有事徵用民夫，應宣明法令，讓民工一定如期返回；民夫遣返後又有了事，寧可再次另外徵發，也不能失去信用。凡是陛下要臨時行刑，受刑的人都是有罪的人，應該處死；但是民眾不知道詳情，會認為是隨意突然殺人。所以希望陛下把這些罪犯要交給有關官吏，宣佈他們的罪狀，同樣是死，不要使罪犯的血汙穢宮廷而受到遠近人們的懷疑。況且人命關天，使人活難，殺死人易，氣一斷就接不上了，因而聖賢非常重視人的生命。當年漢文帝想殺冒犯車駕的人，廷尉張釋之說：‘在現場，皇上若把他殺了也就沒事，事後將罪犯交給廷尉，廷尉要主持天下的公平，不可偏頗。’我認為這話太沒道理，不應該是忠臣講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而天子自己反而可以妄為嗎？這是看重自己，輕視君主，是最不忠的人，不能不認真地考慮。”
中山恭王曹袞病重，命令下屬官吏：“男子不死在婦人手上，儘快按時營建東堂。”東堂建成，抱病乘車前往東堂居住。又命長子說：“你年幼就成了親王，只知道快樂不知道痛苦，必定會因驕奢而產生過失。兄弟有不良行為，應當面見促膝勸阻，勸阻了他不聽，就流著淚教喻他，教喻他尚且不改正，再告訴母親，還不改正，應當向皇上稟報，並辭掉封邑。與其守著恩寵而遭受災禍，不如貧賤而保全自身。這是講大的罪惡行為，倘若是小的過錯，就該遮掩。”冬季，十月初三日己酉，曹袞去世。
十一月二十日丁酉，魏明帝巡幸許昌。
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韓龍刺殺了鮮卑首領軻比能；從此，鮮卑部落離散，互相攻伐，強的部落遠遠逃走，弱的部落請求降服魏國，邊境於是安定下來。
張掖郡的柳谷口水滿湧出，露出塊玉石，帶有圖案，形狀如同一隻靈龜，立於河西，有石馬七匹和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封、各種星宿、彗星的圖像，還有文字為“大討曹”。魏國詔書頒佈天下，認為這是祥瑞。任縣縣令於綽帶著頒佈的詔書和圖案去問鉅鹿人張臶，張臶偷偷對於綽說：“神可以預知未來，不追究已往的事，祥瑞先出現，之後王朝的興廢隨之而來。現在漢朝早已滅亡了，魏國已經得了天下，怎能說這些祥瑞是追補魏國的興起呢？這塊石頭是當前發生的變異而兆示將來的祥瑞。”
魏明帝派人到吳國用馬匹交換珍珠、翡翠、玳瑁，吳王孫權說：“這些東西都是我不需要的，又可以得到馬匹，我還愛惜什麼呢？”全部按魏國的要求做了交換。
（以上為第二部分，寫魏明帝耽於內寵，好建宮室，曹魏多位大臣切諫，皆不聽，但亦優容處之。）
四年（丙辰，236年）
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武都氐苻健請降於漢，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鹹雲‘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採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慧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群卒。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
袁子論曰：或雲：“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行如許昌。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譭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譭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顏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語譯】
魏明帝青龍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春季國鑄造大錢，一個大錢值五百個小錢。
三月，吳國張昭去世，年八十一。張昭容貌矜持威嚴，吳主以下，全國都懼怕他。
夏季，四月，蜀漢後主劉禪到湔氐道，登上觀阪，觀看汶水的水道，十天後才返回。
武都郡的氐人首領苻健請求投降蜀漢，他弟弟不跟從，率領四百戶來投降魏國。
五月十三日乙卯，魏國樂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季，十月初十日己卯，魏明帝返回洛陽宮。
十月十五日甲申，孛星出現在大辰星區，又出現在東方天空。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建城，都要先確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的位置，恭敬地尊奉天地社稷之神。要建築宮殿，先要建造宗廟，馬廄倉庫其次，居住的宮室要建在最後。如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等處的神位都沒有確定，宗廟的制度又不合乎禮制，卻大修居住的宮室，讓士民因此而荒廢了本業。宮外的人都說‘宮中的費用與軍國的開支大略相當’，民不聊生都有怨恨和憤怒的情緒。《尚書》說：‘天的聰明來自民眾的聰明，天明示的賞罰，來自民眾明示的好惡。’這是指上天的賞罰，順著民眾的言論，合乎民眾的心意。至於不加修飾的椽子、低矮的宮室，是唐堯、虞舜、大禹所以能流傳其風範的緣由；玉臺、瓊室是夏桀、商紂所以觸犯上天的原因。如今宮室過多，天上彗星明亮地出現，這就是天父懇切的訓誡。應當崇尚孝子恭敬景仰的禮節。不應有所忽略，以致加重上天的憤怒。”高堂隆多次懇切地諫阻，魏明帝很不高興。侍中盧毓進言說：“我聽說君主開明則臣子正直，古代的聖王只怕聽不到自己的過錯，這就是臣等趕不上高堂隆的地方。”魏明帝這才消除了怒氣。盧毓是盧植的兒子。
十二月二十四日癸巳，魏國潁陰靖侯陳群去世。陳群前後多次上奏陳述國政的得失，每次密封上奏，總是銷燬草稿，當時的人及其子弟都不知道上奏的內容。謀議朝政的人中有人譏刺陳群佔據高位默無一言，正始年間，詔令編撰群臣的奏疏題為《名臣奏議》，朝廷官員才看到陳群進諫的奏章，都為之讚歎。
袁宏評論：有人說：“少府楊阜怎能不是忠臣呢？他看到君主的過錯就激動地犯顏直諫，與人談話也總要提起來談論。”回答是：“仁者愛人，用到君主身上就叫作忠，用到雙親身上就叫作孝。現今作為人臣，發現君主不合乎道義，就大力批評君主的過失而宣揚君主的不好，這可以叫作正直之士，但並不是忠臣。已故的司空陳群就不這樣，他和人談論一整天，從不說起君主的過失，陳群幾十次上奏章，外人卻不知道。君子因此說陳群在這一點上真是個長者。”
十二月二十六日乙未，魏明帝到達許昌。
魏明帝下詔要公卿每人舉薦一個才德兼備的人，司馬懿推薦兗州刺史太原人王昶。王昶為人謹慎厚道，給他哥哥的兒子起名為王默、王沈，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叫王渾、王深，並寫信告誡他們說：“我用這四個字起名，是想讓你們顧名思義，不敢違反越過取名的含義。事物速成的也會迅速消亡，晚成的就會善終。早晨開花的植物，到黃昏就零落了；松柏茂盛，到隆冬嚴寒也不衰敗。所以君子應以闕黨童子為戒。那些能以屈為伸，以讓為得，以弱為強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詆譭和讚譽，是喜愛厭惡的根源和禍福的契機。孔子說：‘我對於人，詆譭過誰，讚譽過誰？’以聖人的道德還尚且如此，何況庸庸之輩卻要輕率地詆譭或讚譽別人呢？別人或許詆譭自己，應當退而省察自身。自己如果有可以被批評的行為，那麼別人的話就是對的；如果自己沒有可以被批評的行為，那麼別人的話就是胡說的。別人的話說得恰當，就不該怨恨別人；別人胡說，也無損於自己，又何必反過來報復計較呢？諺語說：‘禦寒最好是穿厚皮衣，止謗最好是提高自我修養’，這話說得真是好啊。”
（以上為第三部分，寫曹魏大臣諫君：直諫事君，有如楊阜；忠諫事君，有如陳群；淳謹做人，有如王昶。）
景初元年（丁巳，237年）
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名《太和歷》曰《景初歷》。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論曰：夫諡以錶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毌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漢張後殂。
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毛後愛弛。帝遊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後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洩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後死，然猶加諡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鬍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語譯】
魏明帝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春季，正月，壬辰日，山茌縣奏報說黃龍出現。高堂隆認為：“魏得土德，因而吉祥物黃龍出現，應該改變元旦日的時刻，更換服裝的顏色，依靠神使其政治清明，使民眾的耳目為之一新。”魏明帝採納他的建議。三月，下詔改變年號，以三月為孟夏四月，服裝的顏色崇尚黃色，祭祀的牲畜用白色，按照地正設置正月。又將《太和歷》更名為《景初歷》。
五月初二日己巳，魏明帝回到洛陽。
五月二十二日己丑魏國大赦天下。
六月初二日戊申［當為己亥］，京都洛陽地震。
六月十二日己亥［當為戊申］，魏國任命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魏國有關官吏奏請尊奉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尊奉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尊奉魏明帝為魏烈祖，這三祖的宗廟永遠不許毀壞。
孫盛評論說：諡號用以表示帝王的行為，宗廟用以保存帝王的容貌。從沒有一個君王在自己當權時違反祖宗制度，自己還沒有死就事先尊顯自己。魏國的朝政大臣們在這個問題上喪失了正直之道。
秋季，七月初二日丁卯，魏國東鄉貞公陳矯去世。
公孫淵多次在來訪的外國來賓面前口出狂言，魏明帝想討伐他，任命荊州刺史河東人毌丘儉為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說：“陛下即位以來，沒有豐功偉績可以記載，吳、蜀兩國仗恃地勢險要，難以一下子平定，暫可用幽州當前沒有徵伐任務的部隊平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說：“毌丘儉所陳述的都是戰國時的小把戲，並不是帝王的大業。吳國連年舉兵，侵犯擾亂我國邊境，而我國仍然按兵不動休養將士。沒有下決心討伐，實在是由於百姓疲乏的緣故。公孫淵生長在海外，三代相承，對外安撫戎夷民族，在內整修戰備，而毌丘儉想用一支孤軍長驅直入，早上到達，晚上就席捲敵國，可見他在說大話。”魏明帝不聽，讓毌丘儉率領所屬各部隊以及鮮卑、烏桓之兵進駐到遼東的南方邊界。然後魏明帝用加蓋皇帝印章的親筆書信徵召公孫淵入朝。公孫淵於是發兵反叛，在遼隧迎戰毌丘儉。遇上大雨連下了十幾天，遼水暴漲，毌丘儉與公孫淵作戰失利，率軍退到右北平。公孫淵便自立為燕王，改年號為紹漢，設置文武百官，派使者送給鮮卑首領單于的印章，給沿邊民眾封拜官職，引誘唆使鮮卑侵犯魏國北部地區。
蜀漢的張皇后去世。
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發生水災。
西平人郭夫人受到魏明帝寵愛，毛皇后失寵。魏明帝到後花園遊玩，設宴盡情歡樂。郭夫人請求邀請毛皇后，魏明帝不允許，還禁止左右侍從不得洩露消息。毛皇后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對魏明帝說：“昨天遊宴北園，快活嗎？”魏明帝認為是左右侍從洩露消息，就一氣之下殺了十多人。九月十六日庚辰，賜毛皇后自殺，還加了一個諡號為“悼”。將毛皇后葬在愍陵。又把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改任為散騎常侍。
冬季，十月，魏明帝採納高堂隆的建議，把洛陽南邊的委粟山營建為祭天的圜丘，下詔說：“從前漢朝初年，正當秦代滅絕學術後，於是蒐集殘缺的典籍，才完善了在郊外祭祀天地的禮儀，四百多年，廢除了祭祀祖先的禮制。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現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陪祭；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的妃子伊氏陪祭；在京城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魏武帝陪祭；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陪祭。”
廬江郡的主簿呂習秘密派人到吳國請求派兵去廬江，他打算打開城門做內應。吳主孫權派衛將軍全琮帶領前將軍朱桓等人前往，到達廬江之後，事情敗露，吳軍返回。
吳國諸葛恪到丹陽上任，發公文給予丹陽相鄰的四郡各縣的長官，命令他們各自封鎖自己轄區的疆界，嚴密部署部隊戒備丹陽郡各地，已經歸順的山越平民全部聚居一處。然後諸葛恪派各位將領進入深山險阻地點，佈下軍隊，只修好籬笆柵欄防禦工事，不準與山民交戰，等到當地莊稼將要成熟，就放散士兵到田野收割，不留下一根禾苗。山越把以前的糧食吃完了，新熟的糧食收不到，百姓都聚居在一起，山民要搶糧也無處下手。因而山民飢餓困窮，逐漸從深山出來投降。諸葛恪於是又命令部下說：“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應當安撫，遷到山外的縣邑，不可懷疑他們是罪犯，隨便拘捕！”臼陽縣縣長鬍伉抓到投降山民周遺；周遺本是個刁民，因困迫暫時從深山出來，胡伉將他捆送官府。諸葛恪因胡伉違犯命令，便斬首示眾。山民聽說胡伉因抓人而被殺，知道官府不過是想要他們出山而已，因此老幼相扶出山。一年過後，統計人數，與他當初預期的一樣。諸葛恪自己整編一萬甲士，其餘的分給各位將領。吳主孫權嘉獎諸葛恪的功勞，擢升他為威北將軍，封為都鄉侯，調往廬江皖口駐紮。
（以上為第四部分，寫魏明帝改元頒新曆，建圜丘，寵郭後，以及首次發兵徵公孫淵受挫。寫吳諸葛恪討山越，卓有成效。）
是歲，徙長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後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祟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諮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併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凋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谷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製也！”
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仇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語譯】
這一年，魏國把設置在長安的大鐘和鍾架、銅駱駝、銅人、接甘露的銅盤運往洛陽。銅盤折斷，聲音響徹幾十裡。銅人太重，無法運過去，就留在霸城。魏明帝又大舉徵收民間的銅器鑄成兩個銅人，稱為“翁仲”，排列在洛陽皇宮司馬門外。又鑄造黃龍一條、鳳凰一隻，龍高四丈，鳳高三丈多，安置在宮內大殿之前。在芳林園西北角壘起土山，命令公卿大臣們都背土壘山，在土山上種植松樹、竹子、各種樹木與好看的花草，又捕捉山禽和各種野獸放在土山樹林中。司徒府的軍議掾董尋上疏勸諫說：“臣聽說古代的直諫之士，對國家盡其所言，不畏懼殺頭。所以漢代的周昌將漢高祖比作夏桀、殷紂，劉輔把趙飛燕比作婢女，天生的忠誠直率，即使前面有利刀和沸騰的開水，也前往而不回頭，這實在是由於當時的君主愛惜他的天下。建安年間以來，遍地戰爭，人民大量死亡，有的人戶全家死光，縱然有生存的，也都是孤寡老弱。假若現在皇宮狹小，應當擴大它，也應當順應時令利用農閒，不妨害農業生產，何況是製作無用的東西，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這都是聖明的帝王所不會興建的，建造這些東西是修建宮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百官大臣，讓他們頭戴官帽，身穿繡衣，乘坐華美的車子，用這些與百姓區別開來，而現在卻又讓他們挖土抬泥，臉上又髒又黑，衣服帽子又破又髒，毀壞國家的榮光以增加無益的東西，真是不成體統。孔子說：‘君主用禮節來對待大臣，大臣用忠誠來事奉君主。’沒有忠誠，沒有禮儀，國家憑什麼撐起？臣知道話一說出口必被殺頭，但臣自比為牛身上的一根毛，生對國家無益，死對國家無損！握筆邊寫邊流淚，心與人世辭別。臣有八個兒子，臣死之後，要勞累陛下了！”董尋在上奏之前，沐浴乾淨來等待皇帝的處罰。魏明帝問：“董尋不怕死嗎？”主事的人奏請逮捕董尋，明帝下詔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疏說：“如今的小人，喜歡議論秦漢皇帝的奢侈豪華，用來搖動皇上的心，去求取銅人之類亡國奢華的器物，興師動眾耗費錢財來損害仁德的政治，這不是用來興盛禮樂的和美，保護神明美善的做法。”魏明帝不聽。
高堂隆又上疏說：“從前洪水滔天曆時二十二年，堯、舜君臣依然面南安坐，不到治水現場。如今沒有那時的危急，卻使公卿大夫和那些苦役一起參加勞動，讓四夷聽見了，並非讚揚聲，流傳在史書上，也不是好名聲。現在吳、蜀二賊，不只是沙漠小虜、聚眾造反的強盜，而是僭越稱帝，想和中國爭天下。現今如果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禪都實行德政，減輕租賦，行動要諮詢老人和賢人，事情遵從禮儀法制。’陛下聽到這消息，難道不是警覺地厭惡他們這樣做嗎？認為更難以一下子討伐消滅他們，而為國家擔憂嗎？如果報告人說：‘那吳蜀兩個賊首都在做無道之事，奢侈無度，役使其士民，加重賦斂，百姓忍受不了，嗟嘆怨恨日漸加深。’陛下聽了，難道不是慶幸他們筋疲力盡，認為容易攻取了嗎？假使是這樣，陛下就可以交換位置來思考，是非善惡，不就十分明顯了嗎？亡國的君主自以為不會亡，然而終於亡國；賢聖的君主自以為會亡，然而終於沒有亡國。現今天下殘破疲敝，百姓沒有一擔糧食的收藏，國家沒有一年的儲備，外有強敵，大軍長期駐守在邊境，國內卻大興土木，以致州郡騷動不安，如果有了敵寇侵犯，我擔心建築宮殿的士兵不會到敵國去拼命殺敵了。另外，將吏的俸祿裁減了不少，與從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那些應享受國家供應而退休的人，停發了生活待遇，不應繳納賦租的人，如今都要交納一半，國家收入超過了從前，而官府的支出又比從前少了三分之一。可是國家的財政費用，反而常常不足，甚至徵收牛肉稅，這種事不斷髮生。反過來想一想，徵收了這麼多的稅，既然國庫裡沒有，一定使用在其他的地方。況且俸祿賞賜給官員的穀米、絹帛，是帝王酬勞他們的辛勞用以保命的東西，若現在廢除了俸祿恩賜，這就是要他們的命。已經得到的卻又失去，這也是產生怨恨的根源。”魏明帝看了，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了高堂隆的這個奏書，讓我感到擔憂啊！”
尚書衛顗上疏說：“如今議政的人大多好講好聽的話：他們議論政治，就將陛下比作堯、舜；他們談論征伐，就將吳、蜀二虜比作狐狸老鼠。臣不這樣看。四海之內，分為三方，群士效力，各為其主，這同六國分治沒有什麼不同。如今千里無人煙，遺存的民眾困苦不堪；陛下不好好留心照顧，終將凋零疲敝，很難再振興。武皇帝的時候，後宮每頓飯不過一個肉菜，衣服不用錦繡，墊褥不加修飾，器物不塗硃砂油漆，因而能平定天下，造福給子孫，這都是陛下所看到的。當令的要務，應該是君臣上下同心，檢查倉庫，量入為出，還怕不夠用；然而卻工役不停，奢侈享受一天比一天攀升，庫藏日益枯竭。當年漢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認為必須用雲表的露水來調和玉石粉末喝下可以長生，因而建立銅鑄仙人用手掌承接上天降下的露水。陛下賢明，常對此嘲笑。漢武帝有求於露水尚且受到指責，陛下不祈求露水卻白白地設立銅人，沒有任何益處卻耗費那麼多財力，這些實在是聖上要認真考慮，自我剋制的！”
當時魏明帝又下詔令強徵士女，已經出嫁而丈夫是下級官吏和百姓的，一律要重新改嫁給出徵士兵，但夫家可以用奴婢來贖回，卻又挑選其中有姿色的送入後宮。太子舍人沛國人張茂上書勸諫說：“陛下是天的兒子，百姓吏民他們是陛下的兒子，如今剝奪他們的妻子給別人，這無異於剝奪兄長的妻子嫁給弟弟，從父母的恩情上講，愛心就有了偏私。此外，詔書中說可以用年紀、容貌與妻子相當的奴僕代替其妻，因而富家就傾家蕩產，貧家就借債典當，用很貴的價錢買奴僕來贖自己的妻子；縣官以許配給出徵士兵為名而實際上將她們收進後宮，將宮中色衰醜陋的才送出來配給士兵。得到老婆的人未必高興，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會憂傷，或者變窮，或者憂愁，都不順心。君主據有天下而得不到萬民的滿意，很少有不危險的。況且軍隊在外有幾十萬人，一天的消費不止千金，把全國的賦稅都用來供應此項軍役，還不夠用，何況後宮又增添那麼多編外的美女，再加上對皇后嬪妃，以及皇太后等家族的隨意賞賜，內外浪費，開支相當於軍費的一半。漢武帝挖地造湖，積土成山，幸運的是當時天下統一，沒有人敢與他爭奪天下。從後漢衰敗戰亂以來，四五十年，馬不離鞍，兵不解甲，強敵在邊境，圖謀危害魏國。陛下不戰戰兢兢，刻苦節約，卻用全副精力追求奢侈靡麗，在中尚方署製造賞玩之物，在後花園裡修建承露銅盤，這的確使耳目愉快，但也足以助長敵寇仇我之心！可惜呀，放棄堯、舜的節儉而仿效漢武帝的奢侈，臣特為陛下惋惜。”魏明帝不理會。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說：“曾子有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臥病有增無減，只怕突然死去，忠誠得不到表白，臣的赤誠，希望陛下稍加垂顧理解！臣觀察夏商周三代政權建立後，聖君賢臣相繼而出，長達幾百年，每一尺每一寸土地，都歸他們所有，每個百姓都是他們的臣民，但是夏桀、殷紂之流，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國家成為廢墟，紂王的頭懸在白旗上示眾，夏桀被流放到鳴條，他們原有的天子尊嚴，被商湯、周武王奪去了，難道夏桀、殷紂是與眾不同的愚人嗎？他們都是聖明帝王的後裔。黃初年間，上天以徵兆昭示警戒，異類的鳥生在燕巢中，嘴爪胸都是紅色，這是預示魏國有重大災禍。應當嚴防有如雄鷹飛揚的野心大臣，在蕭牆之內發難，應選擇諸位親王，讓他們在封國內建立軍隊，像棋子一樣分佈在全國各地相互呼應，安撫京都地區，輔助保護皇室。上天對人不分親疏，只輔助有德的人。百姓歌頌德政，就能延長帝國的期限超過一定的歷數；天下有怨嘆，上天就收回象徵天命的圖錄而另外授給有才能的人。如此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單單是陛下的天下！”魏明帝親筆寫詔書深加慰問。不久高堂隆就逝世了。
陳壽評論說：“高堂隆學識淵博，思慮敏捷，志在扶助國君，依據陳述的警示，發自誠懇的內心，實在是忠誠啊！等到他建議明帝必須改變曆法的正月，讓魏國以虞舜為始祖，豈不是過於固執自己不瞭解的事物嗎？”
（以上為第五部分，寫曹魏大臣董尋、高堂隆、張茂直諫魏明帝奢侈淫靡，高堂隆切諫最稱意帝心，得到史家好評；對於他堅持不靠譜的肊測意見史家亦給予了批評。）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譭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闢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語譯】
魏明帝非常憎恨華而不實的人，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說：“選舉不要任用有名聲的人，名聲就像是在地上畫餅，是不能吃的。”盧毓回答說：“名聲不足以得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的人才，正常的人才敬畏教化而羨慕善行，然後才會受到稱讚而有名聲，這樣的人不該被憎惡。臣雖然不足以識別奇異的人才，而臣的職責是按照正常程序依名望大小委官任職，只能是在任職之後考察他的功效。古代任職，是先用言談來陳述見解，而後用功效來檢驗其才能；如今考核成績的制度被廢除，但憑人們的批評和讚譽來晉升和罷免官員，以致真假混雜，虛實難辨。”魏明帝採納了盧毓的主張。下詔令散騎常侍劉劭制定考課官吏的制度條令。劉劭制定了《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寫了《說略》一篇，詔令交付文武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說：“考察《周官》的考績之法，條文十分詳盡。從周康王以後，逐漸荒廢，這說明考績之法是否有效，全看主管的人是怎樣在執行。到了漢代末年，考績之法的衰敗難道是考核官佐屬吏的條規不嚴密嗎？現今的軍隊編制，或是過多囤積或是倉促徵發，增減無常，原本就很難規範為一個標準。而且，就像漁網，萬目不張，要舉其綱，又如同皮衣，眾毛不整，應舉起衣領。皋陶在虞舜時做官，伊尹在殷朝為臣，不仁之人就躲得遠遠的。如果大臣能勝任他的職務，再將法度實施到百官之中，那麼誰敢不肅然認真，哪裡在於考績之法呢？”
黃門侍郎杜恕說：“鮮明地用功效來檢驗官吏，三年考核成績一次，這的確是帝王的好制度。但是經歷了唐、虞、夏、商、周、漢六個朝代之後，考績之法不能很好地施行，經歷了七位聖主之後，考績之法的條文不再流傳，臣真誠認為考績之法大體可以使用，但它的細則卻難以完備。俗話說：‘世上只有惡人而沒有惡法。’假若法令能單獨解決問題，那麼唐堯、虞舜便可以不靠稷、契的輔佐，殷、周就不必看重伊尹、呂望的輔佐了。現在奏請施行考核功績的人，陳述周、漢二代的辦法，補充京房的考績之法的精神，可以說已經抓住了考課法的要點。但在崇尚揖讓的風氣，推廣禮儀興盛的政治方面，臣認為還未達到盡善的地步。如果要使州郡官員考察地方的人才，必須從儒學，文吏、孝悌、從政四種科目來考察，四科都有實際功效，然後舉薦上來，召入公府中加以試用，親自擔任管理民眾的官長，繼而根據他們的功績依次補充為郡一級長官，或者給他們增高官級，賜給爵位，這是實行考績最為緊要的工作。臣認為經過考績被任用或提升的官員，就應該讓他們顯貴，採納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具體擬出考績州郡官員的法規，切實執行。依照法規，該賞的一定要賞，該罰的一定要罰。至於公卿及朝廷中的大臣，也應該都根據他們的職位來考核他們。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之道；朝廷大臣，貢獻意見彌補帝王的缺失。君王的善行沒有不給予紀錄的，君王的過錯沒有不加以糾舉的。況且天下極為廣大，事務萬機極為眾多，實在不是一個人的智慧所能照顧周全的，所以將君主比作腦袋，把臣子比作四肢，表明君臣共為一個身體相互依賴才能生存。所以古人說廊廟的梁材，絕不是一根木頭能支撐起來的，帝王的大業，絕不能靠一個人的謀略。如此說來，哪有隻靠大臣整天盡職進行考課就可以天下太平呢？如果大臣只用心於安身保位，沒有擔憂被放逐貶斥的罪過，而那些盡心為公的大臣卻受到懷疑，這種風氣形成，那麼公正得不到堅持，邪惡成了風俗，即使讓孔子來進行考課，也不能發揮他一個人才的作用，又何況是由世俗之人進行考課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置官吏分擔職責，處理民事，這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位職責來考察他的實際工作，按照規章來進行督查，這是治國的末節。根本大綱未曾抓住，卻編造細枝末節，治國的大計未被重視，卻以考課為先，怕不足以核查賢能和愚昧的區別，也不能精通事物的本質和表面上的道理。”意見長久不能統一，考課的事終於未能實行。
（以上為第六部分，寫曹魏大臣討論考績之法，意見紛紛，終於沒有施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譭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譭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語譯】
臣司馬光評論說：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為重要的了。而考察人才的方法，即使是聖賢也感到困難。所以只好依據批評和讚譽來作為標準，就會使得只根據愛憎來做判斷，而使善惡混淆；如果只根據考核的業績來定人才，一定是巧詐橫生，而真偽混雜。總之，最根本的是大公無私和明白如鏡。居於上位的人能至公至明，那麼眾多下屬有無才能便會清清楚楚看在眼裡，沒有可以逃過的了。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公不明，那麼考課之法，正適足以成為滿足私心欺騙上級的工具。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公正與光明是內心的涵養，業績與成效是外在的表現。自己的內心都不正直，而去考核別人的行跡，不是很難嗎？位居上位的人，真能做到不因親疏貴賤而動搖自己的心意，不因喜怒好惡而擾亂自己的思考，就很容易發現人才。想要了解誰是經學人才，只要他記誦閱覽的知識十分廣博，講論經義也很精通，他就是一個善於經學的人才了。想要了解誰是優秀的司法人才，只要他有能力辨別真偽，沒有造成冤獄，他就是善於司法的人才了；想要了解誰是理財的人才，只要他能使倉庫滿盈，百姓富足，他就是一個善於理財的人才了；想要了解誰是帶兵打仗的人才，只要他能戰勝攻取，敵人畏服，他就是一個善於用兵的人才了。至於各種文武官職，都是如此。雖然是詢問別人的意見，決定卻是自己來做；雖然是考察人們的行跡，但認定卻是由自己的內心來觀察判斷。探討考核實情，斟酌採用合適的措施，這是至精至微的心理認知，不能用口頭講述，不能用書面流傳，怎麼能預先制定一套法規來全部交給有關部門去辦理呢？
有的人因為是皇親國戚，即使他們不能勝任也委任為高官；對疏遠貧賤的人，即使是賢才也要遺棄不用。當權者所喜好的、欣賞的人，雖然敗壞了官職也不罷免，而自己憤恨的、厭惡的人，雖然有功也不錄用。諮詢別人的意見，稱讚他和詆譭他的人各佔一半而做不出判斷，考察別人的行跡，雖然有許多證明文件卻無實際成績，而不能察明。即使制定了完備的法規，項目再細，檔案再多，又怎能瞭解真相呢？
有人說，君王的治理，大者是整個天下，小者是一個封國，朝廷內外的百官成千上萬，一一考察，有的升遷，有的罷免，怎麼能不委託有關部門去辦，而由自己一個人來做呢？臣的回答不是這個意思。凡是居於上位的人，不只是一個君王，太守位居一郡人之上，刺史位居一州人之上，九卿位居眾多屬官之上，三公位居眾多官僚之上，都以這種辦法來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哪有什麼煩勞困難呢？
有人說：考績的方法，是唐堯、虞舜設計出來的，京房，劉劭承繼使用而加以補充而已，怎能廢除呢？臣的回答是：唐堯、虞舜的官員在位時間長久，接受職務得到的信任也很堅定，當時的立法是寬鬆的，而責求他們的功效期限也定得很遠。鯀去治理洪水，九年之後沒有成效，然後才治他的罪；大禹又來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都治理好，四方邊遠地區的土地都可以安居了，然後才獎賞他的功勞，不像京房、劉劭的辦法，考核人們的瑣碎事務，責成人們在早晚之間就顯出成效。事情本來就有名稱相同而實質不同的，不可不注意這一點。考績的辦法不是隻能在唐堯、虞舜時期實行而不能在漢、魏時期實行，這是因為京房、劉劭不能抓住考績的根本而僅在細枝末節上下功夫的緣故。
（以上為第七部分，為司馬光的評議。司馬光只主張賢人治國，反對考課條例，是把人治置於法治之上的典型代表。）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語譯】
當初，右僕射衛臻主管選拔任用官吏的職責，中護軍蔣濟致書給衛臻說：“漢高祖重用逃亡的敵將為上將，周武王提升漁父為太師；平民奴僕可以登上王公的高位，何必死守條文，要先試用然後才委任呢？”衛臻說：“不對。你想把牧野之戰混同於周成王、康王時期，將漢高祖斬蛇起義比喻為漢文帝、漢景帝時期，喜好不正常的提拔，大開提拔奇才的路子，這將使全社會都朝這個方向奔跑起來不就亂套了嗎？”
盧毓評議人才以及提拔任用時，都是以品性德行為先而後才談論他的才能。黃門郎馮翊人李豐曾經為此事問盧毓，盧毓說：“才能是用來做善事的，所以大才能完成大善業，小才能完成小善事；現今說一個人有才能卻不能做善事，這樣的才能就是不成器，不可做官！”李豐佩服他的話。
（以上為第八部分，寫任用人才是破格提拔還是正常提升，是以德為先還是以才為先，仍然紛爭不決。）
【點評】
司馬光評論重人治不重法治。景初元年（237），魏明帝欲行考課之法，交付大臣廷議，紛爭未果。司馬光發表長篇評論，支持反對一方，不贊同考課之法。
在專制政體下的考課之法，獎懲升降條例，也只是統治者的意志表現，但它總是一個標準，使管理部門有法可依。正如魏吏部尚書盧毓所說：“依法循名責實，雖然得不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的人才。”司隸校尉崔林認為：“即使有好的考課之法，如果執行人不稱職，也沒有好效果。”於是崔林把考課之法比作漁網之目，皮衣之毛，把執行人比作漁網之綱，皮衣之領，綱舉才能目張，提領才能衣整毛順。因此得出結論，人比法更重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治與人治的關係，是法比人大，還是人比法大。在這裡，執法的個人就是職位和官長，也就是法比官大，還是官比法大。官比法大，憲法也可以踐踏，法比官大，個人意志必須受到約束。司馬光完全站在崔林的立場，把政治的好壞，把公正廉明完全寄託在上位的個人，說用人的得失和升降完全是在上位的人的個人心智活動，不可以說，不可以記載成為條文準則，徹頭徹尾為人治辯護，是完全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