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卷
漢紀二十
漢元帝初元元年至永光二年
（前48—前42年）
起昭陽作噩（癸酉，前48年），盡屠維單閼（己卯，前42年），凡七年。
【大事提要】
本卷記事起公元前48年，訖公元前42年，凡七年，當漢元帝初元元年至永光二年。漢元帝是一位典型的昏君，說得好聽一點是一位中庸之君，其特點是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漢元帝親近宦官弘恭、石顯，以及外戚史高、許嘉等人，則辦出糊塗事，可以逼殺自己尊敬的老師大儒蕭望之；漢元帝親近蕭望之、周堪、劉向等人，則可以舉賢、納諫，並克己奉公，作出表率。本卷所載大事，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漢元帝舉賢納諫。所舉賢者王吉、貢禹均為大儒。漢元帝啟用蕭望之、周堪、劉向、張猛等人，亦皆大儒。漢元帝採納貢禹之言，為政節儉，下詔御廚房不要每天殺牲，省膳，減少飲食一半，立即停止宮殿的修繕，減少御用馬匹，撤銷角抵遊戲，釋放上林苑行宮中難以見到皇上的宮女回家，撤銷齊地的皇家織造廠，裁撤北假的軍事屯田，廢除刑法七十多條判例，發放救濟，擴大太學和郡國學校招收生徒的名額，能精通一經的士人免除田租差役。漢元帝又採納賈捐之上書，停止征討海南島珠崖郡夷人的叛亂。這些都是善政。其二，以主要篇幅記載權臣鬥爭。中官弘恭、石顯，外戚史高、許嘉，兩派勾結對付朝官，中堅人物為石顯。朝官以蕭望之、周堪、劉向、張猛等人為中堅，志在除惡，劉向是朝官派的急先鋒，他的上書刀光劍影，直指對立面石顯，但仍隱晦其辭，不敢直呼其名。純儒派官僚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依違其間。鑽營派官僚鄭朋、諸葛豐、賈捐之、揚興等人，推波助瀾，他們奔走於權貴之門，策劃陰謀詭計於密室，寡廉鮮恥巧言鑽營，一副小人嘴臉。常語說，疏不間親。漢元帝偏聽偏信中官和外戚，石顯有恃無恐，朝官派事事先發難而常敗北。蕭望之自殺，劉向、周堪、張猛等人被罷官。其三，漢元帝羈縻北匈奴郅支單于，過於妥協，送還質子，派大臣直送至郅支王庭，示人以弱，郅支反而不買賬，殺漢使而西走，大為失計。馮奉世果決平定隴西羌人叛亂，鞏固了邊防，穩定了西域，這為後來西域都護斬殺郅支奠定了基礎。
孝元皇帝上
初元元年（癸酉，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於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睏乏。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稍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儘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遊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覆上書，言民眾睏乏。詔雲中、五原郡轉谷二萬斛以給之。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
【語譯】
漢元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初四日辛丑，安葬漢宣帝於杜陵，下詔大赦天下。
三月初十日丙午，冊立皇后王氏，冊封皇后父親王禁為陽平侯。
詔令京師三輔、太常、郡國所掌公田，以及皇室禁苑可以節省的土地借貸給貧民耕作；資產不到一千錢的貧民，賑濟或借貸給種子、食糧。
冊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許廣漢的同胞弟弟的兒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夏季，六月，因為民間流行傳染病，下詔命令太官節省宮中膳食費用，裁減樂府人員，減少禁苑養馬，用來賑濟貧困缺吃少穿的民眾。
［秋九月］，函谷關以東有十一個郡和諸侯國發生大水災，鬧饑荒，有的地方人吃人，於是轉運相鄰郡縣的錢穀進行賑救。
漢元帝聽說琅邪郡人王吉、貢禹都是精通經術、德行高潔的人，就派遣使者徵召他們。王吉不幸病死在途中，貢禹來到京師，被任命為諫大夫。漢元帝經常向貢禹虛心詢問治理國家的問題，貢禹上奏說：“古代的國君崇尚節儉，只徵收十分之一的賦稅，沒有其他的賦稅徭役，因此家家富裕，人人滿足。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多個人，圈裡的養馬只有一百多匹。到了後代，爭相奢侈，越來越厲害；就連臣子，也在仿效，臣下個人認為，雖然回到太古時代太難，但應該稍稍仿效古人，自行節儉就可以了。如今宮室已成定製，沒有辦法裁減，但其他方面還留有減省的餘地。從前齊國的三服官，每年供奉衣物不過十箱而已。如今齊國的三服官，製作工匠各有幾千人，每年費用幾個億。御用馬圈裡用糧食餵養的馬上萬匹。武帝時，又多方選取美人幾千人，用來充填後宮。等到他去世後，殉葬的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等多達一百九十種，又把後宮宮女全部安排去守護園陵。等到孝宣皇帝去世時，皇上您厭惡節葬的言論，群臣依循舊例厚葬，這真是令人痛心啊！由此演化成社會風氣，聘娶女子都無節制，諸侯的妻妾有的多達幾百人，豪紳富民和官吏畜養的歌伎多到幾十人。因此，宮室內和豪民家裡多有未嫁的怨女，社會上多有光棍漢。以至於普通老百姓喪葬時，也都把地上有用的東西用來殉葬死人埋在地下。這種厚葬陋習是從皇上做起，而大臣又都依循舊例造成的罪過啊！只有皇上深深考察古代淳樸治國的道理，效法他們的節儉；大大減損車乘衣物和御用器物，三分去二；選擇後宮賢淑的女子，留下二十人，其餘的都放她們回家，至於守護先帝各個園陵的女子，應當全部遣送回家；馬圈裡餵養的御用馬匹不要超過幾十匹，只留下長安城南的苑囿，供作打獵用地。由於現今天下饑荒，怎能不大大地減省費用來救災，順合天意呢？上天降下聖上，正是為了萬眾百姓，並不是要讓他獨享快樂啊？”漢元帝讚賞並採納貢禹的建議，頒下詔書，命令各離宮別館，凡不常去居住遊幸的閒置宮殿，不必整修；太僕減少養馬的糧食，掌管禁苑的水衡都尉，減少餵養野獸的肉食。
臣司馬光說：忠臣事奉國君，職責是建言國君先做難做的事，這樣，那些容易做的事不費力氣就可上正軌；彌補了國君的短處，那麼國君的長處不用勸諫也能充分發揮。孝元皇帝即位之初，既然虛心詢問貢禹，貢禹應該首先提出皇上急需辦理的事，然後提出緩辦的事務。什麼是急務呢？孝元皇帝優柔寡斷，讒佞之人專權，這才是當時的大禍害。可是貢禹不針對這些提出建議，而恭謹節儉，本是孝元皇帝一向的操守，貢禹卻絮絮叨叨地說這些。這是為什麼呢？如果貢禹的智慧認識不到，怎麼能稱為賢者？如果貢禹知道而不敢言，那他就犯了大罪！
匈奴呼韓邪單于再次上書漢天子，訴說匈奴民眾生活睏乏。漢元帝下詔雲中、五原兩郡轉運兩萬斛糧食供給。
這一年，首次設置鎮撫西域各國的戊己兩校尉，命令在從前車師國境內屯田。
（以上為第一部分，著重寫孝元皇帝初即位，徵召賢者，問政於貢禹。貢禹畏難避禍，不言急務而言枝節，受到司馬光的批評。）
二年（甲戌，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裡，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橅，雲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語譯】
漢元帝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季，正月，漢元帝行幸甘泉宮，祭祀天帝泰一神。樂陵侯史高因為是外戚，掌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任副職。蕭望之是當時名儒，他和周堪都由於有教導天子的舊恩，很受信任，漢元帝多次宴請接見，討論興衰治亂的事務，陳說天子治國的大事。蕭望之舉薦皇室中精通經術又有德行修養的散騎常侍、諫大夫劉更生任給事中，讓劉更生與侍中金敞兩人一起在皇上左右拾遺補闕。蕭望之、周堪、劉更生、金敞四人齊心協力謀議政事，勸導孝元皇上依從古代的儀則制度，想多方面糾正缺失，漢元帝上都信賴採納。史高只是在職充數罷了。因此，史高與蕭望之有了嫌隙。
中書令弘恭和僕射石顯，自宣帝時起，就長久地掌管中樞機要，精通各種典章法制。漢元帝即位後身體多病，又因石顯長期職掌政事，加之是宮中宦官，在外朝設有黨羽，精力專一，可以信任，於是孝元皇帝把政事託付給石顯，無論大小，均由石顯來通報上奏由皇上決斷，石顯受到的尊寵，震動了外朝，文武百官都敬重奉承石顯。石顯為人聰明狡猾，辦事幹練，能夠深刻領會皇上心意，內心陰險狠毒，善於運用詭辯來中傷別人，誰違揹他的心意，即使瞪眼睛一樣的小小過失，也用重刑懲治。石顯與車騎將軍史高內外呼應，每每議政，經常堅持按舊例辦事，不聽從蕭望之等人的意見。
蕭望之等既為許嘉和史高的放縱而苦惱，又痛恨弘恭和石顯的專權，就向漢元帝上提出建議，認為：“中書省是施政的根本機關，國家的權力中樞，應當選用通明公正的人擔任中書令。武帝時因在後宮遊樂宴會，所以用宦官擔任中書令，不符合古代制度。應當罷免在中書省任職的宦官，人君應遵守不接近刑人的古制。”因此蕭望之等與史高、弘恭、石顯產生很大的嫌隙。孝元皇上因為剛即位，做事謙讓，不願有大動作，很久也不能對蕭望之的建議做出決斷，散騎常侍、給事中劉更生也被排擠出宮擔任外朝的宗正官。
蕭望之、周堪多次舉薦名儒、茂材去擔任諫官，會稽郡人鄭朋想暗中依附蕭望之，就上奏說車騎將軍史高派遣賓客到郡國去謀私利，還揭發許嘉、史高子弟的罪過。漢文帝把奏章批轉周堪審閱處理。周堪批示：“命令鄭朋在金馬門待詔。”鄭朋又打報告給蕭望之說：“如今將軍想成就的規模，是想做到管仲、晏嬰那樣的業績，還是要忙得連午飯都沒時間去吃，達到周公、召公那樣的頂點才肯罷休呢？如果只想做到管仲、晏嬰那樣的業績，在下我就回到延陵的岸邊，頤養天年算了；如果將軍要重振周公、召公那樣的功業，親自接待賢士，連中午飯都顧不上吃，那麼在下我就跟隨您，竭盡全力奉獻我的微薄之力！”蕭望之初見鄭朋的時候，很誠心地接待他；後來知道他是一個奸邪的小人，就斷絕和他來往。鄭朋是輕薄無行的楚地人，怨恨蕭望之疏遠他，就轉而投靠許嘉、史高，還推脫自己揭發許嘉、史高醜事的行為，說：“這都是周堪、劉更生教唆我做的，我是關東人，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呢？”於是侍中許章向漢元帝建言接見鄭朋。鄭朋出宮以後，揚言說：“我朝見皇上報告了前將軍蕭望之有五件小過錯，一件大罪。”待詔華龍品行卑汙，想依附周堪等人，周堪等也不接納他，於是華龍就和鄭朋勾結在一起。
弘恭、石顯讓鄭朋、華龍兩人告發蕭望之等人謀劃要罷退車騎將軍，離間漢元帝與外戚許、史的關係，等到蕭望之休假出宮的時候，要鄭朋、華龍上奏給漢元帝。漢元帝批示弘恭去查處此事，蕭望之回答說：“外戚在位多奢侈放蕩，我們想糾正國家的過失，並不是邪惡。”弘恭、石顯上奏說：“蕭望之、周堪和劉更生結成朋黨，互相抬舉，多次誣陷大臣，誹謗離間親戚，想專權弄勢。為人臣而不忠，誣罔皇上而陷於不義，請求派謁者宣召把他們交給廷尉依法治罪。”當時漢元帝剛即位，不知道交給廷尉治罪就是關進牢獄，就批准了這個奏章。後來漢元帝要召見周堪和劉更生，身邊的人告訴說：“已經關進牢獄了。”漢元帝大吃一驚地說：“不是送交廷尉對質嗎？”漢元帝責問弘恭、石顯，兩人只好叩頭謝罪。漢元帝說：“立即釋放恢復職務辦公。”弘恭、石顯要史高去向漢元帝建言說：“皇上剛剛即位，天下的人還沒聽到皇上的德治，那就首先從皇上的師傅做起，既然把九卿宗正劉更生、光祿大夫周堪關進了監獄，就應當一律免職。”於是下詔給丞相和御史大夫，說：“前將軍蕭望之，輔導朕八年，沒有其他罪過，如今年事已高，記憶力衰退，說不清事理，可赦免蕭望之的罪過，收回前將軍、光祿勳的印綬，周堪和劉更生都免職為平民。”
（以上為第二部分，寫漢元帝初即位，以蕭望之為首的外朝官與以弘恭、石顯為首的中朝官，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外戚許史集團投入中官集團，無行官僚鄭朋輩推波助瀾，第一回合，蕭望之等敗下陣來。）
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關東飢，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
上覆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遊，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才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語譯】
二月二十七日丁巳，冊封漢元帝的弟弟劉竟為清河王。
二月二十八日戊午，隴西郡發生地震，震壞城牆、房屋，壓死許多民眾。
三月，冊封廣陵厲王劉胥的兒子劉霸為廣陵王。
下詔裁撤黃門寺所掌管的車駕狗馬，還有水衡都尉掌管的皇家花園、宜春宮所屬的御花園、少府佽飛管理的外池、皇家射鳥園林中的空地，都借貸給貧民去耕種。又下詔赦免天下，選舉茂材異等和直言極諫的人士。
夏季，四月，冊封皇子劉驁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舉薦太原郡太守張敞，因為他是先帝的名臣，適宜輔導皇太子。漢元帝詢問蕭望之，蕭望之認為張敞是一位很能幹的官員，能治理繁雜的政務，但行為輕佻，不適宜做皇太子的師傅。漢元帝徵召張敞，想任用他為左馮翊，不巧他卻病死了。
下詔賜爵蕭望之為關內侯，拜給事中，規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可以進宮朝見天子。
關東鬧饑荒，齊地發生人相食之事。
秋季，七月，己酉日（七月無己酉日，疑誤），再次發生地震。
漢元帝重新徵召周堪、劉更生，想任用為諫大夫，由於弘恭、石顯打小報告，又都改任為中郎。
漢元帝十分器重蕭望之，想倚重他擔任宰相職務，弘恭、石顯以及許嘉、史高兄弟、侍中、諸曹都忌恨蕭望之等人。劉更生就讓他的外親上奏封事，說：“地震之所以發生，大概是警示弘恭等人的專權，並不是為了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三個孤獨的人。臣個人認為應當罷免弘恭、石顯用來表明對妒賢害能的小人的懲罰，進用蕭望之等人打通賢人效力的道路，如能這樣，那麼就打開了太平盛世之門，堵塞了災異發生的根源。”封事文書上奏以後，弘恭、石顯懷疑是劉更生指使的，就報告皇上，請求調查其中的詭詐。劉更生的那位外親，在拷問之下供出了真相，果然是劉更生的指使，於是抓捕了劉更生，將其投入監獄，並赦免其為平民。
恰好，蕭望之的兒子散騎常侍、中郎蕭伋也上奏申訴蕭望之前次被弘恭、石顯誣告的事，這事被批轉給主管官吏去審理。主管官吏回奏說：“蕭望之先前所犯的罪過十分清楚，沒有被人誣告，而蕭望之卻教唆兒子上書，引用無罪的詩句來為自己辯護，有失大臣的體統，是大不敬的行為，請求逮捕治罪。”弘恭、石顯等人深知蕭望之向來節操高尚剛烈，不能接受屈辱，就向漢元帝建言說：“蕭望之前次僥倖沒被判罪，又賞賜給他爵邑，卻不悔過服罪，還深懷怨恨，教唆兒子上書，歸罪皇上，自認為是皇上的師傅，不會治他的罪。現今如果不把蕭望之關進牢獄讓他稍微吃些苦頭，壓一壓他怨恨不服的心理，那麼皇上將沒什麼恩惠可施加給他。”漢元帝說：“蕭太傅一向剛強，怎肯去對簿公堂遭受牢獄的屈辱？”石顯等人說：“人對生命最看重，蕭望之所犯的罪過，只是說話不當的輕微過錯，皇上沒有必要替他擔憂。”漢元帝批准了石顯等人的建議。冬季，十二月，石顯等人密封了漢元帝的詔書交付謁者，敕令宣召蕭望之的謁者親手交給蕭望之。又命令太常緊急調發執金吾的車騎迅速包圍蕭望之的住宅。敕令使者到達，宣召蕭望之，蕭望之向門生魯國人朱雲詢問對策。朱雲是一個很有節操的士人，他勸蕭望之自裁。於是蕭望之仰天長嘆，說：“我曾經任職將相，現今年過六十，老年進入監獄，苟且求活，難道不是很丟臉的事嗎？”蕭望之叫著朱雲的字說：“朱遊，趕快去拌和毒藥送來，不要延長我等死的時間！”於是就喝了鴆酒自殺。漢元帝聽到消息，大吃一驚，拍著手說：“我早先就懷疑他不肯去對簿公堂受牢獄之辱，果真是我殺了我的賢良太傅。”這時，太官剛好送來午飯，漢元帝拒絕用膳，為了蕭望之哭泣，悲傷的情景感動了身邊的人。於是宣召石顯等人責問，追究他們處事不周的罪責，石顯等人都摘下頂戴叩頭謝罪，過了很長時間才作罷。漢元帝追念蕭望之，始終不能忘情，每年過節，按時派遣使者去祭奠蕭望之的墳冢，一直到漢元帝去世，才終止。
臣司馬光評論說：真是太過分了，漢元帝這個國君，竟然是如此容易受騙，而又難以醒悟啊！那弘恭、石顯誣告蕭望之，他們的邪說詭計，確實有些難以分辨。可是原先就考慮到蕭望之不會屈辱接受監禁，弘恭、石顯認為不必擔憂，結果蕭望之真的自殺了，這時弘恭、石顯的欺騙也就昭然若揭了。即使是一箇中等智力的國君，也會感情衝動拍案奮發而懲辦奸臣之罪！孝元皇帝卻不是這樣，儘管他痛哭不已，甚至傷心得吃不下飯，但始終沒有誅殺弘恭、石顯，只是讓他們摘掉官帽，叩頭請罪罷了。這樣，對奸臣哪有什麼懲戒呢？倒是讓弘恭、石顯更加放肆耍奸，不再有所顧忌害怕了啊！
這一年，弘恭病死，石顯任中書令。
（以上為第三部分，著重寫蕭望之之死。這是中朝與外朝權臣之爭的第二個回合，朝官再度敗陣，折了核心主將蕭望之。）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崖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群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裡，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鹹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雲：‘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於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睏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語譯】
當初，漢武帝滅掉了南越，設置珠崖、儋耳兩郡，全都在海南島上，官吏士兵都是中原人，常常侵犯欺凌當地平民。當地平民也很兇惡，自認為有大海隔絕，多次違反官吏的禁令，隔幾年就要反叛一次，殺死官吏，漢朝每次都要出兵攻打才能平定。二十多年間，一共反叛了六次。到漢宣帝時，又一次反叛。漢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叛，漢朝派兵攻打，各縣相繼叛亂，連年不斷，局勢很不穩定。漢元帝廣泛徵求群臣的意見，打算大規模出兵征討。待詔賈捐之說：“臣聽說堯、舜、禹的聖德教化，方圓領土不過幾千里，西部邊界到達沙漠，東部邊界到了海洋邊，朔方以南蒙受中原聲威的教化，公開宣佈說樂意接受中原聲威的教化，便去治理他們；不願意接受中原聲威的教化，便不強求治理。所以，君王和臣僚都被歌功頌德，所有的生靈都能各得其所。殷朝武丁、周朝成王，是殷周時代偉大的仁德之君，然而疆土仍然很小，東部不過界江國、黃國，西部不過界臨氐族、羌族部落，南部邊界只到達荊州，北部邊界只到達朔方，可是卻贏得了四面八方的歌頌之聲，所有能看能聽的生物都快樂地生存，極南邊的越裳氏經過重重翻譯，來向中原朝貢，這不是憑藉干戈征戰所能達到的。然而到了秦朝，興師動眾，遠征外地，貪圖開拓邊外的領土，使國庫空虛，造成天下崩潰叛亂。孝文皇帝，放棄武力征伐，注重文德治理，在那個時候，判處死刑的囚犯每年只有幾百人，賦稅輕，徭役少。孝武皇帝磨利兵器，餵養戰馬，征戰四方蠻夷，全國每年判處死刑的有幾萬人，賦稅重，徭役頻繁，盜賊四面湧起，軍隊經常出征，父親戰死在前，兒子受傷在後，以至於徵發婦女戍守邊塞亭障，失去父母的孤兒在路上號哭，老母、寡婦在里巷痛哭。這都是開拓的疆土太大，連年征戰不停的緣故啊！如今關東人民久處困境，四處流亡。人的性情，最親莫過於父母，快樂莫過於夫婦，不但這些天倫之樂不能享受，甚至出嫁自己的妻子，出賣自己的子女，法令難以禁止，道義無法譴責，這是國家的憂患啊！如今陛下不能忍受一時的怨憤，想要驅趕士兵到大海中去，一定要奪取那個荒蕪黑暗的海島才甘心，這絕不是拯救饑荒，保全百姓的好辦法。《詩經》說：‘蠢蠢妄動的荊蠻，敢與我大國為仇。’意思是說賢聖之君出現，外族自然歸服；但如果中國衰落，那麼外族首先叛亂。這是自古以來的禍患，更何況珠崖是在南方之南遠隔萬里的蠻夷之地呢？駱越的民眾，父子同時在河裡洗澡，習慣用鼻子飲水，與禽獸沒有兩樣，本來就不值得去設置郡縣。一個孤立在海中的環形小島，霧大露重，氣候潮溼，到處是毒草、毒蛇、毒蟲以及水土不適之害，還沒看到敵人，戰士就得病死亡。再說，又並不是只有珠崖郡才產生珍珠、犀牛、玳瑁。丟棄這種地方，不值得可惜，不去征伐也不會損害國家威望。那裡的人民就如同魚蝦，不值得去貪求。臣個人認為可以用先前皇帝征討西羌做例證，出兵不到一年，兵出之地距離長安京師不足千里，卻耗費了四十多億，大司農所藏國庫的錢財用光了，以至於調用少府的禁錢來補貼。西羌那一個角落出了問題，用費卻如此之多，何況用兵萬里之外，只會死亡戰士而不會成功。比照往古不合時宜，當今執行又不便利，臣十分愚昧，認為不是用冠帶、習禮義的國家，《禹貢》沒有收入，《春秋》沒有記載，都可以暫且不去理會。希望果斷地放棄珠崖郡，全力體恤關東受災的饑民。”漢元帝詢問丞相、御史大夫的意見。御史大夫陳萬年認為應該征討，丞相於定國認為：“先前連年用兵攻擊，出征的護軍都尉、校尉以及丞共十一人，只有兩人生還，戰士和後勤運輸死了一萬多人，費用三億多，仍然沒有完全平定。如今關東睏乏，不可使民心動搖，賈捐之的意見是對的。”漢元帝聽從了。賈捐之，是賈誼的曾孫。
（以上為第四部分，寫孝元皇帝納諫，與前一段對照形成鮮明反差，漢元帝判若兩人。由此可見，漢元帝是一箇中庸之君，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孝元皇帝聽信讒佞小人弘恭、石顯，殺逐忠臣蕭望之、周堪等，表現昏庸；孝元皇帝訥諫，罷珠崖郡用兵，表現仁德。）
三年（乙亥，前46年）
春，詔曰：“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闢難，則守屯田；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闢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夏，旱。
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是歲，上覆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四年（丙子，前45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語譯】
漢元帝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季，漢元帝下詔說：“珠崖郡叛虜殺害官吏和民眾，背叛造反。經過朝廷討論，有的人主張征討，有的人主張堅守城堡，有的人主張放棄海島，意見不一，各有理由。朕日夜思考大臣們提出的各種意見，恥於威信不行於海島，就想發兵去征討；遲疑不決，避難就易，而施行屯田駐守；按時勢變通，就要憂慮戰爭給千萬人民帶來困苦。現在面臨的決策是：千萬人民的饑荒與遠方蠻夷的叛亂，哪一件事危害更大？況且宗廟的祭奠，因為荒年祭品不豐，哪裡還能顧及區區邊境的一點小辱呢？如今關東人民非常困苦，倉庫又空虛，沒辦法去救濟，如果再興兵作戰，不只是勞民傷財，荒年還會隨之而來。現在只能裁撤珠崖郡，那裡的民眾有嚮往中原禮義要求內遷的，便妥善安置；不願遷移的，不要勉強。”
夏季，四月十一日乙未，天昏地暗。茂陵白鶴館發生火災，詔令赦免天下。
夏季，發生旱災。
冊封長沙煬王劉旦的弟弟劉宗繼嗣為長沙王。
長信少府貢禹上奏說：“各處離宮和長樂宮的護衛隊，可以減少三分之二，用以減輕人民的勞役。”六月，下詔說：“朕憂慮廣大黎民飢寒交迫，青壯遠離父母妻子，從事非農業的勞作，守衛君王不去居住的行宮，恐怕這不是調和陰陽的辦法。應該撤銷甘泉宮、建章宮的護衛隊，讓他們回家從事農耕。所有的官員都要節省用費。凡有好的建議，分條上奏不要有什麼顧慮。”
這一年，漢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任光祿勳，周堪的學生張猛被任用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受信任。
漢元帝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漢元帝行幸甘泉宮，祭祀上天太乙神。三月，巡幸河東郡，祭祀土地神，特赦在汾陰的苦獄犯。
（以上為第五部分，寫孝元皇帝初元三年裁撤珠崖郡，停止用兵，削減宿衛，厲行節儉以賑災。初元四年繼續休養生息無大事。）
五年（丁丑，前44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於參。
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厄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裡。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語譯】
漢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冊封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漢元帝巡幸雍邑行宮，祭祀五帝祠。
夏季，四月，在參星之旁，出現孛星。
漢元帝採納儒生和貢禹的建言，下令太官不得每天宰殺牲畜，按規定供給的膳食菜餚數量減少一半；供皇帝乘用的御車御馬，只需維持巡狩、祭祀之用就夠了。裁撤角力的雜技遊戲，釋放上林苑離宮中難以見到皇上的宮女回家，撤銷齊地三服官、北假田官、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的員額不加限制，以便廣羅人才；下令只要能精通一經以上的士人，免除徭役。又簡化刑法，減少了七十多條刑法案例。
御史大夫陳萬年去世。六月二十日辛酉，任用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貢禹前後上奏數十篇，陳述治理措施的得失，漢元帝欣賞他的坦率正直，多數建議都採納了。
匈奴郅支單于呼屠吾斯自認為道路遙遠，又怨恨漢朝扶助呼韓邪單于稽侯珊而不扶助自己，於是困辱漢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又派使者到漢朝進貢，要求入侍漢朝的兒子欒提駒於利受回匈奴。漢朝商議派衛司馬谷吉護送欒提駒於利受回匈奴，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人匡衡認為：“郅支單于還沒有誠心歸附，又在離漢朝絕遠的地方，應當命令使者送他的兒子到達邊界就回來。”谷吉上奏說：“漢朝對於蠻夷應當籠絡不要斷絕關係，如今已經養育了郅支單于的兒子十年，恩德十分深厚，經過荒寒的絕域而不護送，只護送小段路程到邊塞就回來，這表示漢朝遺棄了他們，不再畜養，那更會使他們失去歸順的心意，丟棄了先前的恩德，結下往後的怨恨，是很不利的。提議不遠送的人，看到先前江乃始缺少應敵的策略，沒有智慧，沒有勇氣，招致羞辱，於是替我的安全擔憂。臣有幸擔任強大漢朝的使節，承接皇上聖明的詔書，去宣揚曉諭皇上深厚的恩德，料想郅支單于不會逞兇。如果郅支單于真的懷有禽獸心腸，對臣蠻橫無禮，那麼郅支單于就犯下了大罪，一定會畏罪跑得更遠，不敢接近漢朝的邊界。丟了一個使臣而安定了天下百姓，國家最合算，也是臣的意願。因此，我願意把郅支單于的兒子送到王庭。”漢元帝准許了谷吉的請求。谷吉送達匈奴王庭，郅支單于憤怒不已，竟然殺害了谷吉等人。郅支單于自知辜負了漢朝的恩義，又聽說呼韓邪單于更加強大，害怕遭受打擊，想逃到遠方。正巧康居王多次受到烏孫國的侵擾，康居王便和他的大臣翕侯商議，認為：“匈奴是大國，烏孫一向附屬匈奴，如今郅支單于被排斥在外，處境艱難，可以迎接到我國的東邊居住，聯合起來消滅烏孫，就讓郅支單于在烏孫立國。這樣，我國永遠也不會擔憂匈奴了。”康居王當即派使臣到昆堅去，傳話給郅支單于。郅支單于一向害怕烏孫，又怨烏孫，聽到了康居王的計劃，十分高興，於是與康居王勾結，領兵西去。郅支單于的部眾，因天寒地凍，不少人死在路上，最後只剩下了三千人。到了康居，康居王把女兒嫁給郅支單于為妻，郅支單于也把女兒嫁給康居王。康居王十分敬重郅支單于，想借重他的聲威去威脅鄰國。郅支單于也多次借兵去攻擊烏孫，深入到烏孫的赤谷城，殺死擄掠烏孫民眾，搶奪烏孫的牛馬財物離去，烏孫不敢追擊，西部有五六千里地方空無一人。
冬季，十二月初九日丁未，貢禹去世。十二月十九日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被任用為御史大夫。
（以上為第六部分，寫郅支單于遠遁康居。）
永光元年（戊寅，前43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飢。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訴，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雲：‘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雲：‘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訾訾，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語譯】
漢元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漢元帝巡幸甘泉宮，祭祀天帝泰一神。行過祭禮，便留下打獵。薛廣德上奏書說：“臣看到關東地區困苦到了極點，人民流離失所；陛下卻每天敲著亡秦的喪鐘，聽著鄭國、衛國的靡靡之音，臣下實在痛惜擔憂。如今護衛士兵露宿在野外，隨從的官員也疲憊不堪，希望陛下趕快回到宮中，想著與百姓同樂同憂，這才是天下之福。”漢元帝當天就返回長安。
二月，漢元帝下詔說：“丞相、御史大夫要推薦質樸、敦厚、遜讓、品德良好四種人才，光祿勳每年要依照這四科考核各曹的郎官和侍從官。”
三月，赦免天下。
雨雪交加，又降霜，凍死了桑樹。
秋季，漢元帝祭祀祖廟，出了長安南城的便門，準備乘樓船。薛廣德擋住漢元帝的車駕，摘掉官帽叩頭勸諫說：“應當從橋上走。”漢元帝下令說：“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廣德說：“陛下不聽從臣的勸諫，臣就自殺，用血汙染車輪，陛下就進不了祖廟。”漢元帝很不高興。車隊前導官光祿大夫張猛上前奏說：“臣聽說皇上聖明臣下就剛直。乘船危險，橋上走安全，聖明的皇上不去冒險。御史大夫的建議可以聽從。”漢元帝說：“勸導別人應該像這樣把道理講明白。”於是從橋上過了護城河。
九月，天降霜凍死了莊稼，全國鬧災荒。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畏懼天災都引咎辭職。漢元帝允准，賜給他們安車、駟馬、金六十斤。任命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薛廣德回到老家，把安車懸吊起來，留傳給子孫，以示榮耀。
漢元帝做皇太子的時候，師從太中大夫孔霸學習《尚書》；等到即位為皇帝，賞賜孔霸爵位為關內侯，號褒成君，任用為給事中。漢元帝想提升孔霸為丞相，孔霸為人謙遜，不喜好權勢，經常說：“爵位太高，我有何德去勝任啊！”御史大夫多次空缺，漢元帝每次都想任用孔霸，孔霸讓位，親自陳述謙讓好幾次。漢元帝確實知道他的誠心，於是不用，但十分敬重他，給他賞賜更厚。
九月二十四日戊子，任用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石顯懼怕周堪、張猛等人，多次在漢元帝面前說他們的壞話。劉更生擔心周堪、張猛遭到陷害，就上書奏說：“臣聽說虞舜任命九位大臣，濟濟一堂互相謙讓，十分和諧。群臣在朝廷和睦相處，萬事萬物在朝外欣欣向榮。所以洞簫演奏《韶》樂九遍，鳳凰就飛來朝拜。到了周幽王、周厲王的時候，朝廷失和，互相排斥怨恨，那麼日食、月食相繼發生，江河水漲氾濫，山谷崩裂變樣，寒暑霜降失去了節令。由此看來，和睦招來祥瑞，相爭導致災禍，祥瑞多的國家安定，怪異多的國家危險。這是天地不變的法則，古今一貫的道義。如今陛下要開創夏商周三代的盛業，就應招徠文學才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寬鬆的環境，使得賢士都得到任用。可現在賢能之士與不賢的壞人混雜在一起，黑白不分，邪正錯亂，忠奸並用。上訪的奏章堆集在公車府，北軍的監獄人滿為患。朝中群臣互相仇恨，意志不合，互相說壞話，輾轉生出是非，因而蠱惑皇上視聽，動搖皇上主見，真是不可勝計。他們又各自結成幫派，往往共同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被重用，是政治開明的表現；正直的大臣遭陷害，是國家混亂的苗頭。在治亂的緊要關頭，不知道任用誰，於是災異屢屢發生，這是臣寒心的原因。從初元以來已有六年，按《春秋》的記載，每六年發生的災異，沒有像今天這樣密集。究其原因，是邪惡的人得到任用，邪惡的人之所以得到任用，是因為皇上多疑，既然用了賢人去推行善政，如果賢人受到陷害，那麼賢人就被罷退而善政就要終止。因為有猜忌多疑之心，所以招致讒言之口；又由於不能當機立斷，才給群小邪惡之徒打開了方便之門；讒邪之徒被任用，而群賢就會被斥退，群小邪惡的人多了，那麼正人君子就減少。因此，《易經》有否卦和泰卦，小人的一套受到重視，君子的道義就要消退，那麼政治日益混亂；反之，君子的道義受到重視，小人的一套消退，那麼政治日益昌盛。從前鯀、共工、驩兜與舜、禹同在堯的朝廷做官，周公與管叔、蔡叔同在周朝做官，當時，他們之間互相誹謗，流言四起，真是有說不完的事。由於帝堯、周成王能夠肯定舜、禹、周公賢能而重用他們，而排除了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榮耀直到今天。孔子與季孫斯、孟孫何忌同在魯國做官，李斯和叔孫通同在秦朝做官，魯定公和秦始皇認為季孫斯、孟孫何忌、李斯賢能而重用他們，排斥了孔子、叔孫通，因此國家大亂，惡名一直流傳到今天。所以國家的治與亂，榮與辱，關鍵就在於皇上信任什麼樣的人，既然信任了賢人，關鍵就在於堅持而不動搖。《詩經》說：‘我心雖然不是石頭，卻是不可以轉動的。’這說的是堅持善行十分執著。《易經》說：‘王者發號令，渙然如汗水湧出。’說的是令從口出，如同汗從體出，不可再返回體內。現今頒佈的善政號令，不一會就被取消，是一種返汗現象；任用賢能的人才，不到三十天就被斥退，如同轉動石頭。《論語》說：‘看見不好的事，就像是手伸到開水裡一樣。’現今兩府彈劾的巧言逢迎不當在位的那些人，可是歷經數年還沒離去。發出號令卻即刻收回，如同要收回流出的汗水，任用賢才立馬被斥逐，如同轉動石頭；而排除邪惡小人，簡直像搬動一座大山一樣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希望陰陽調和，不也是很難嗎？因此，一群小人，到處尋找漏洞，專在文字遊戲上下功夫，造謠陷害，散佈流言，在民間大眾廣為傳佈。《詩經》說：‘我心憂如焚，只因觸怒了一群小人。’小人拉幫結派，確實令人憤怒。從前孔子與他學生顏淵、子貢，互相讚揚誇獎，沒有人詆譭他們結黨營私；大禹、后稷與皋陶，互相推薦引用，沒有人攻擊他們勾結為奸。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忠心為國，沒有私心邪念。如今奸佞小人，混雜在賢人中間，小人們勾結在一起，共設陰謀，離善從惡，嘰嘰喳喳，花言巧語，設置一重又一重的圈套，想用此來改變皇上的主意，如果皇上貿然聽信，這樣就會導致天變先行警告，大災大害不斷髮生。自古以來的聖明君王，從來沒有不用誅殺就可以治理好國家的啊！所以虞舜有放逐四凶的懲罰，孔子有在兩觀誅殺少正卯的事件。只有這樣，聖明的教化才得到推行。現今，以陛下的聖明睿智，如能真誠地深思天地的旨意，觀覽《易經》上否、泰兩卦的卦辭，再效法西周、唐堯時代進用賢人的方法，追根秦國、魯國賢人消退的原因以為鑑戒，考求那些祥瑞給國家帶來幸福，災異給國家帶來禍害，用來對照評估當前的局勢，放逐奸佞邪惡的小人，打散專門從事陰謀構陷的集團，堵塞群小鑽營之門，大開引進正人君子的途徑，杜絕猶疑，區別善惡，讓是非光明可知，那麼，成百上千的奇異災害都將消散，而眾多的祥瑞都會來臨。這是太平盛世的基業，萬世的長遠利益。”石顯看到這份奏章，更加與許、史皇親朋比為奸，且愈益怨恨劉更生等人。
（以上為第七部分，記載漢元帝納言，薛廣德攔路跪諫和劉向上書請誅奸佞。薛廣德疏諫，攔阻漢元帝出行不要擺渡過河，而要從橋上行路，小題大做，表演熱愛君王，漢元帝樂得有納諫之名而聽從。劉向上書言國家大事，漢元帝捨不得左右親信，下不了誅除奸佞的決心，於是稀裡糊塗裝呆，甚至把劉向上書給政敵看，於是石顯等對劉向恨之入骨。）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譭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裡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語譯】
這一年夏天，天氣突然變冷，太陽呈現青色，暗淡無光，石顯和許嘉、史高一起說，這都是周堪、張猛執政引起的天變。漢元帝內心敬重周堪，又憂慮眾口不停地絮絮叨叨，無法取得大家的信任。當時長安縣令楊興憑著才幹得到漢元帝寵愛，經常稱讚周堪。漢元帝想得到楊興的幫助，就召見楊興，向他詢問說：“朝中一些大臣時常激動地非議光祿勳，這是怎麼回事？”楊興是一個見風使舵的奸詐小人，他誤會了漢元帝的意思，以為漢元帝不信任周堪了，就順著自己誤解的旨意說：“周堪這人，不但沒能力擔任朝中大臣，即使做一個州里地方官也不勝任。臣先前聽說，周堪和劉更生等挑撥離間陛下的骨肉親情，應當誅殺。所以臣先前上書說不可誅殺周堪等人，只是為國家培養恩德。”漢元帝說：“那麼應當用什麼罪名誅殺呢？如今又如何處置呢？”楊興說：“臣愚昧的個人意見認為，可以賜爵關內侯，封給三百戶采邑，而不要掌權。這樣，聖明的皇上既不失回報師傅的恩德，又可以說是最高明的辦法。”漢元帝於是對周堪起了疑心。
司隸校尉琅邪人諸葛豐，起先由於剛強正直，特立獨行，聞名於朝廷，多次執法冒犯了皇親國戚，致使很多權貴說他的壞話；後來因諸葛豐在春夏季節逮捕犯人，遭到控告，被降職為城門校尉。諸葛豐於是上書控告周堪、張猛有罪。漢元帝不認為諸葛豐有理，就下詔書給御史大夫說：“城門校尉諸葛豐，先前與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同在朝廷為官，多次稱讚周堪、張猛的美德。諸葛豐先前任司隸校尉，不遵順四時天意，不遵守法律制度，專門用苛刻兇殘的手段來樹立個人的威望，朕不忍心法辦，降職用為城門校尉，可是諸葛豐卻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張猛，找碴報復，告發的全是沒有證據的事，揭發的全是無法證明的罪，想毀謗就毀謗，想讚譽就讚譽，完全是隨心所欲，不顧先前讚譽周堪、張猛的言辭，這是最不誠信的行為。朕可憐諸葛豐是年過七十的老人，不忍心法辦，解除他的官職做一個平民。”漢元帝詔書又說：“諸葛豐揭發周堪、張猛缺失忠貞和信義，朕也憐憫兩人，不予追究，又惋惜兩人的才幹不能為國效力，就降職任用，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裡縣令。”
臣司馬光評論說：諸葛豐對於周堪、張猛，先前讚揚而後毀謗，目的不是為國家進賢除奸，而是藉此結黨營私，親近皇上，企圖升官罷了。諸葛豐也是鄭朋、楊興一路貨色，哪能是一個剛直的人物啊？作為一個國君，要能考察善惡，明辨是非，用獎賞鼓勵善行，用刑罰懲治邪惡，這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好。如果諸葛豐說的是真話，那麼諸葛豐不應當遭貶黜；如果是誣陷，那麼周堪、張猛有什麼罪過？而今各打五十大板，雙方都受到責罰被罷官降職，那麼善與惡，是與非，區別在哪裡呢？
賈捐之與楊興兩人交好。賈捐之多次抨擊石顯，因此沒有被委任做官，很少有機會見到漢元帝。楊興最近因自身才幹而得到漢元帝賞識。賈捐之對楊興說：“京兆尹空缺，您安排我見到皇上，憑我的言辭推薦您楊君蘭，您立馬得到京兆尹。”楊興說：“您賈君房下筆成文，言語精妙天下第一，如果您賈君房任尚書令，比五鹿充宗強多了。”賈捐之說：“如果我替代五鹿充宗為尚書令，您楊君蘭為京兆尹，那麼京兆是首都，尚書是百官的根本，天下真的太平，士人將不會遭到棄用隔離了。”賈捐之又揭發抨擊石顯。楊興說：“石顯正處於得勢的時候，漢元帝非常信任重用他，如今我等想要升官，定要依從我的安排，暫且投靠石顯，便能入朝做官。”賈捐之就與楊興一起上書漢元帝，大肆稱讚石顯美德，認為應當給石顯賜爵關內侯，還推薦石顯的兄弟為諸曹官員。然後，兩人又一起謀劃推薦楊興的奏章，認為可以讓楊興代理京兆尹。石顯得到消息，看穿兩人的陰謀，就報告漢元帝，將楊興、賈捐之兩人逮捕下獄。漢元帝命令石顯治兩人的罪。石顯上奏說：“楊興、賈捐之心懷奸詐，彼此推薦稱譽，企圖謀取重要官職，欺騙皇上，大逆不道。”賈捐之被判處死刑，楊興被判處五年徒刑。
臣司馬光說：正人君子以正壓邪，還憂慮不能取勝，何況賈捐之以邪攻邪，怎能免除災禍呢？
改封清河王劉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所領民眾，日益壯大，邊塞的飛禽走獸幾乎絕滅，單于也足以自衛，不再害怕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的臣子、部屬大多來勸單于北歸。過了一陣，呼韓邪單于終於回到北方的王庭，民眾又漸漸地歸附了他，國家終於穩定。
（以上為第八部分，寫諸葛豐、賈捐之、楊興等一般鑽營官吏的嘴臉。他們奔走於權門，策劃於密室，寡廉鮮恥，隨風轉舵，不擇手段往上爬，揣摩人主說鬼話，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諸葛豐被罷官，賈捐之、楊興掉了腦袋，可以說是罪有應得。）
二年（己卯，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盪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奸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語譯】
漢元帝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二月初五日丁酉，任命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初一日壬戌，發生日食。
夏季，六月，赦免天下。
漢元帝詢問給事中匡衡關於地震、日食的天變情況，匡衡上奏說：“陛下身體力行致力於德政，開拓太平盛世的大道，憐憫那些愚昧的官吏、民眾觸犯法律，連年大赦，給犯法民眾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真是國家之福。但臣個人認為每次大赦之後，為非作歹的事沒有減少和停止，今天剛剛被釋放出獄，明天就又犯法，一個接一個重新坐牢，這大概是教導沒到位的原因吧！現今社會的風氣，貪圖財利，輕視道義，喜歡音樂美色，崇尚奢侈，親情關係日益淡薄，而對婚姻裙帶關係卻十分看重，以利勾結鑽空子，不顧以身試法圖謀取利，本性不改，雖每年都在大赦，但仍免不了使用刑法。臣認為要實施專項整治，大力變更風俗。中央政府朝廷是全天下的根本，好比是築牆的模板。朝中大臣有變臉色的爭論，那麼在下位的官民就有爭鬥的隱患；上面有專權弄勢的人，下面就有爭鬥不讓之民。上面有爭強好勝的官僚，下面就會興起暗害他人的群小；上面有貪利之臣，下面就會有偷盜之民。因為朝廷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天下的國君，只需考察人民崇尚的風氣就可以了。教化的推行，並不是要到每個家庭對每一個人進行勸說，只要讓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任職，朝廷崇尚禮義，文武百官互敬互讓，推行道德，由內及外，並從最接近皇上的朝廷開始，然後人民就知道了效法的榜樣，努力實行，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日益增進善行。《詩經》說：‘商王京都的淳厚風氣，是全國四方的榜樣。’現今長安是天子的都城，皇上親自推行聖王的教化，但是京都的習俗與遠方沒有差別，地方郡國的人來到京都，找不到效法的榜樣，甚至有的人學會了奢侈荒淫，可見首都的社會風尚是一切教化的根本，是開風氣之先的基礎，應當首先端正。臣聽說天與人的關係，是陰陽精氣互相浸潤激盪，善惡的德行也會互相影響，事物在下面興起，而跡象早在上面就有顯現，陰氣變動就產生地震，陽氣衰弱就要發生日食，水旱的災害也就隨之到來。陛下敬畏上天的警示，憐憫天下的人民，應當節省開支，杜絕奢侈，完善制度，引進忠直的人，排斥奸巧小人，崇尚仁德，矯正敗壞的風氣，讓高尚的道德弘揚於京師，美好的聲譽播揚到國境之外，然後教化可成，禮讓可興。”漢元帝很欣賞匡衡的建言，升遷匡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評論說：赦免囚犯的罪惡，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法典。漢朝興起，承繼暴秦戰亂之後，也是人民極為昏愚的時代，幾乎每家每戶都觸犯了刑法，所以漢高祖約法三章，頒佈大赦命令，用來洗刷當時社會的罪惡、汙穢，讓人民開始新的生活，這是當時的局勢造成的。但是後世繼承的人，沿襲這個制度不變革，就不合時宜。在漢惠帝、漢文帝時，就沒有什麼大赦。在漢景帝時，發生了七國之亂，人心浮動，奸詐百出；到了漢武帝末年，賦稅重，徭役繁，盜賊四起，加上皇太子被殺事件，巫蠱之禍興起，導致天下紛亂，百姓不得安寧。等到光武帝中興，平息禍亂，以這時的形勢與前代相比，應當頒佈赦令。
（以上為第九部分，著重載述漢元帝永興二年，匡衡上奏，論地震、日食、月食等天地災變發生，與其頒佈赦令，不如改變社會風氣，構建和諧社會。具體措施，生活上厲行節儉，政治上親忠良，遠奸佞，倡導仁義道德，矯正敗壞的社會風氣。漢元帝十分欣賞，提升了匡衡的職務。匡衡的進言，是傳統儒家勸導人主畏天以達到節制帝王隨意膨脹權力的辦法，但是往往收效甚微，漢元帝就始終不能斥逐奸佞。）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眾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語譯】
秋季，七月，隴西羌人彡姐部落的分支叛亂，漢元帝召集丞相韋玄成等入宮商議。當時，連年歉收，朝廷正為此憂慮，又碰上羌人叛變，韋玄成等不知怎麼辦，一個個默不作聲，沒有人回答漢元帝的質詢。右將軍馮奉世說：“羌人部落近在國境之內，發動反叛，如不及時誅討，就無法控制遠方的少數民族，臣願率兵討伐。”漢元帝問需要多少兵力，馮奉世回答說：“臣聽說善於用兵的人，打仗不用再次追加兵力，糧餉運輸不超過三年，所以出兵不會長久地露宿在外，而是速戰速決。從前我方多次對敵情判斷不準確，導致大軍遭受創傷，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軍，不但拖延了戰爭，導致軍費增加，而且使國家威望也受到損害。現今反叛的敵人大約有三萬人，征討的軍隊應當加倍，需要六萬人。不過羌人使用的武器，無非是長矛、弓箭罷了，而且不鋒利，所以我們只需派出四萬兵力，一個月就足以平定。”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一致認為：“時值秋收，民間正忙，不可以徵調大批民眾入伍，只要派出一萬人去屯守就足夠了。”馮奉世說：“不可以。天下百姓受到天災饑饉，兵士戰馬不僅消瘦，而且減員，防守攻戰的訓練長久廢弛，夷狄都有輕視邊吏的心思，羌人只不過是首先叛亂的蠻夷。如今只派出一萬兵力，分散防守幾個地方，羌虜看見兵少，根本就不害怕。官兵出戰，則一定受挫喪師；只是防守，則救不了百姓。真是這個局面，我軍衰弱膽怯的形象，就暴露無遺。羌人趁勢攻擊得利，其他夷狄部落就會四起響應，到那時，我漢朝派出的兵力，恐怕不只是四萬，更不是多花錢就能解決的事了。所以，派兵少了一定會拖延時間，比起多派兵一戰就能迅速滅敵，利與害要相差萬倍。”儘管馮奉世據理力爭，但是得不到支持。漢元帝下詔，增加二千兵力。於是派馮奉世率領一萬二千兵馬，聲稱開荒屯田，任命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兩人為副將，進兵到達隴西郡，分兵屯守三個地方。韓昌首先派出兩個校尉出兵迎戰羌人，由於羌人眾多，兩校尉都被打敗，被羌人殺害。馮奉世朝廷呈報山川地理形勢和兵力部署的計劃，要求增兵三萬六千人，才能決戰勝利。奏章上達漢元帝，漢元帝大發兵六萬餘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增援馮奉世。冬季，十月，大軍在隴西集結完成，十一月，各路大軍全線出擊，大破羌虜，斬殺了數千人，羌人的殘餘部眾，全都逃出邊塞。在勝負還沒有分曉時，漢朝又徵召加派了一萬援軍，任命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援軍還沒有進兵到目的地，聽到羌人大敗，就撤了回來。漢元帝下詔，前線大軍也撤兵回朝，但留下足夠守禦的士兵屯田，防守邊塞要地。
（以上為第十部分，馮奉世討平隴西羌。）
【點評】
論三種類型的朝官。本卷史事，給評史者提供三大反思。其一，貢禹上書，是儒家圓滑政治的表現。漢元帝求言，貢禹上書以“婚”“喪”兩點說事，建言為政節儉。漢元帝說“好”，身體力行做了一番政治秀，諸如停修宮室、減膳、發放救濟等。司馬光批評貢禹耍滑頭，言小不言大。司馬光認為，漢元帝是仁弱之君，喜好標榜節儉，而皇帝奢侈浪費，於國家大政而言是其小者。而漢元帝優柔寡斷，信用奸佞邪惡，小人專權，才是國家大政，貢禹卻不言。如果貢禹不知，就不是一個賢者，如果知而不言，就是罪人。司馬光的批評，可以說是一半對，一半錯。首先，漢元帝初即位，弘恭、石顯等尚未專權，貢禹不可能預推以揭奸。其次，漢元帝昏庸，他雖然聽得進忠言，但不能果決除奸，師傅蕭望之、宗室劉向等人與奸人鬥爭，下場如何？以師傅、宗室之親，尚不能撼動奸小分毫，怎麼可能要求一個剛剛被徵召的布衣大儒來建言除奸呢？但貢禹確實又耍了滑頭，他專挑漢元帝能聽得進的或允許說的小題大做，言之諄諄，如說裁減宮女只留二十人，這是帝王不可能做到的事，但這種無關痛癢的話說說無妨。貢禹取得高位以後，對石顯等人讒害忠良之事，不聞不問，獨善其身，尸位素餐，高居顯位而圓滑世故，無視國計民生，當然是罪人。這樣看來，司馬光又說得對。但身處專制政體中，只要獨善其身，如貢禹，也就算是一個好官了。其二，蕭望之疾惡如仇，代表了耿直朝官派的風采，敢與奸人奮戰，不顧個人安危，確實做到了殺身成仁，是儒家的忠臣榜樣。但蕭望之也爭權好勝，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他也不能避免專制官僚的惡行。如果蕭望之一身正氣，鄭朋就無縫鑽營，鄭朋推薦張敞，蕭望之一本正經指斥張敞輕佻，張敞不過是走馬章臺、為婦畫眉而已，以今天的觀點看，張敞恰恰是一位性情直率可以信賴的人。在宣帝朝，蕭望之也曾陷害韓延壽，並企圖奪丙吉之位。蕭望之受陷害遭到審查，卻指使兒子上書呼冤，有濫用漢元帝信任之嫌，結果被政敵抓住把柄，枉送了性命。看來蕭望之也不是一個寬厚善良之輩。其三，鄭朋、賈捐之、楊興之流，雖然鑽營弄巧，卻也有為善的一面，如鄭朋想投靠蕭望之，又舉薦張敞，賈捐之、楊興狼狽為奸，卻也有施展才華、治理國家的夢想。縱觀貢禹、蕭望之、鄭朋這三類官僚，似乎既可以為大善，也可以為大惡。大概人性均有善惡兩面，在昏君之朝，專政之體的政治場景中，也是搖擺不定的。那麼如何才能使人棄惡揚善？和諧的政治場景是關鍵，的確給人留下深深的思考。